《隻有罪知道》是一本小編不敢深夜編輯的書：火災現場、戰爭殘害、腐蛆蒼蠅、挖墳掘尸、身首異處，以及各種連環殺人案，薇兒·麥克德米德深入探究鋻證科學的各種千奇百怪的破案方式，用真實案件和實例記錄了兩百年犯罪鋻證的發展史，比小說還要驚悚離奇！
這不是一部小說！但是你會發現現實比虛構更加不可思議……
我想告訴你的是：從犯罪現場到法庭鋻證這段曲折的道路是你所能讀到的令人著迷的主題

《隻有罪知道》是一部講述犯罪現場分析和法庭鋻證科學的非虛構作品，完整記錄了英國兩百年犯罪鋻證的發展史。作者通過對鋻證科學發展的研究梳理，將刑偵過程中的法證科學分門別類，例如犯罪現場調查、毒理學分析、犯罪心理學分析等等。此外，作者結合對業界級專家采訪、著名案件分析以及其個人的親身經歷，為讀者展現了與犯罪小說截然不同的真實犯罪分析。事實上，真實案件的偵破過程，往往要比小說家筆下的虛構情節更具有戲劇性，震撼人心。
書中除了很多引人入勝的細節描寫外，還有一些讓人喫驚和意外的事實。作者搜集案例的時間跨度很廣，不僅展現了西方早期法證科學的誕生過程，還為我們呈現了多種多樣的現代犯罪的破案方法。
總之，無論世界如何轉變，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我們對犯罪鋻證的痴迷永遠不會消失。
在犯罪、推理小說領域，英國作家人纔輩出，從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到阿加莎·克裡斯蒂的波洛，再到近年來被譽為英國受歡迎的女性犯罪作家薇兒·麥克德米德，推理小說的類型與題材隨著技術、時代變革日新月異，但無論小說中的犯罪手法如何高超、犯罪案情如何錯綜復雜，推理小說都是依據真實犯罪鋻證科學的發展而延伸的，從犯罪現場到法庭鋻證，鋻證科學的主旨至今未變——即一個犯罪現場、一具尸體或者是一根頭發，都能解開事實的真相，展現司法公正。

薇兒·麥克德米德（Val McDermid) 英國推理小說女王、電視臺御用作家，被譽為繼柯南·道爾、阿加莎·克裡斯蒂後英國推理小說界新代言人，獲獎無數，囊括了金匕首獎、埃德加獎、安東尼獎、巴裡獎等一繫列世界級推理大獎，並榮獲代表著推理作家終身成就的英國的鑽石匕首獎。
主要作品有林賽·戈登繫列（Lindsay Gordon series）、凱特·布蘭尼根繫列（Kate Brannigan series）、《刑場》（A Place of Execution）、《遙遠的回聲》（The Distant Echo）、《暗黑領域》（A Darker Domain）等，目前全球已有四十種語言的譯本，累計銷量達千萬冊。其作品也經常被搬上熒幕，經典的罪案英劇《心理追兇》 就出自其手。

“《隻有罪知道：從犯罪現場到法庭鋻證》內容極為豐富……如果麥克德米德寫小說找不到靈感的話，可以考慮轉寫死亡之書。”
——英國《獨立報》

“有些人面對謀殺這一惡毒行為時面不改色，薇兒?麥克德米德就是這類人的領頭羊。”
——《先驅報》

“嗜血的蒼蠅、挖墳掘尸和自發性尸體僵硬……多年來，薇兒?麥克德米德深入探究鋻證科學如何采用千奇百怪的方式解決一樁樁恐怖的謀殺案。”
——《衛報》

“罪案小說家麥克德米德痴迷於法醫鋻證，同時又清楚地意識到現實中鋻證科學家並非電視中演得那樣全知全能，但比他們有趣多了。”
——《信使郵報》

01無聲的證人：犯罪現場..........01
02 焦煳的吸引力：火災現場調查..........18
03 人類的鋻證幫手：昆蟲學..........42
04 尸體的秘密：病理學..........62
05 藥物的奧妙：毒理學..........88
06 獨一無二的印跡：指紋鋻定..........115
07 基因的指證：血跡與DNA ..........137
08 死者的尊嚴：人類學..........162
09 思想的索引：面貌復原技術 ..........185
10 科技與應用：數字取證 ..........207
11 犯罪行為的動機：鋻證心理學 ..........231
12 規則的束縛：法庭..........260
結語……285

04 尸體的秘密：病理學
為使死亡喪失對我們的強大優勢，我們就要逆著常規走。我們要習慣死亡，腦袋
裡常常想著死亡，把它看做很平常的事。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隨筆》（Essais，1580）
大詩人約翰· 鄧恩（John Donne）說過：“民吾同胞也，孰死非我冤？我其為誰者？人類之一員！”這句話具有極重要的道德感，但除此之外，毋庸置疑的是，當突然而至的暴力死亡與我們自己的生命有所聯繫時，無論這個聯繫多麼微弱，總會對我們產生更大的情感波動。所以牛津一所小型女校校友瑞秋· 麥克萊恩一案對我的觸動極大。我與她不熟，但與她和她的命運卻有著一絲親切感。
瑞秋· 麥克萊恩是聖希爾達學院的大學生，19 歲那年成為約翰· 坦納的女友。1991 年4 月13 日，也就是兩人交往10 個月後，坦納向她求婚。對於任何一個女孩子而言，這樣的大事都會迫不及待地要跟最親近的人分享。但接下來的幾天，瑞秋在聖希爾達學院或整間大學裡的朋友都沒再見過她。她勤學好問，對人友好，熱情開朗，誰都不肯相信她會不辭而別。坦納給她的寄
宿家庭打電話，說要跟她談談，可室友也不知道她的行蹤。
經過五天的擔驚受怕之後，學校領導向警察報告了瑞秋失蹤一事。警察聯繫了在諾丁漢讀大學的坦納，他說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在1991 年4 月14 日晚上。他當時從牛津車站乘火車回諾丁漢，她在站臺上跟他揮手告別。他們在車站自助餐廳遇到的一位長發年輕人提議順便送她回阿蓋爾街的住所。
坦納與警方合作，協助了搜尋，在電視上重現了他從牛津車站離開的過程，試圖激發可能見過瑞秋的人的記憶。人們相信他是第一位參加這種電視重現的兇手。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他情緒激動地告訴朋友和記者們，說他和瑞秋兩情相悅，正準備結婚。但警方懷疑坦納有所隱瞞，於是提前安排記者問他一些關鍵問題，比如“你是否殺了瑞秋？”他回答時極不自然，且沒有絲毫感情，令警察更加肯定他對瑞秋失蹤一事了解更多內情。
警察搜查了瑞秋在阿蓋爾街與朋友同住的屋子。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地板沒有移動的跡像，其他東西也都沒有疑點。偵探們無法找到能夠用於逮捕坦納或至少給他施壓的證據，因而深感絕望。蛙人搜索了徹爾維爾河，其他警員則在附近的灌木林中進行地毯式搜索。
警察聯繫了地方委員會，查證阿蓋爾街的那所房子是否有地下室。對方說雖然沒有地下室，街上有些房子下面卻有柱子支撐，這就意味著地板下面還有空間。
得到這一消息，警方於5 月2 日再次對這所房子進行了搜索。這一次，他們在樓梯下面發現了部分木乃伊化的瑞秋的尸體。坦納將她塞進樓梯板底部20 釐米的空隙中，然後推到地板下方。雖已死亡18 天，她的尸體並未怎麼腐爛：從多孔磚透進來的溫暖干燥的空氣風干了她的皮膚。
找到尸體隻是謀殺案調查第一階段的終結，卻是法醫病理學家對被告人提起訴訟這一關鍵過程的開始。在瑞秋· 麥克萊恩一案中，這一任務落到了蓋伊醫院法醫學科主任伊恩· 韋斯特（Iain West）的肩上。尸體解剖過程中，他發現瑞秋的喉頭左側有一處1 釐米的淤青，右側則有4 處。他拍下這些淤青和斑點—她面部和眼睛裡的出血點。通過內部器官檢查，他發現喉嚨裡的喉部韌帶斷裂。所有這些創傷都表明是窒息致死。另外，她頭皮上缺了一撮頭發，韋斯特相信瑞秋扯掉頭發是為了減輕喉部壓力而做出的絕望舉動。當警方帶著從伊恩· 韋斯特那裡得到的確鑿證據對質約翰· 坦納時，他開口承認殺了瑞秋。審判時，他說：“我充滿怒火地使勁打她，又用手掐住
她的脖子。我一定是失去了控制，因為我對之後的事情印像非常模糊。”他宣稱是在瑞秋承認出軌之後將她殺死，接著在她毫無生機的尸體旁邊躺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找到一個藏匿她的合適地點，把尸體從櫥櫃的空隙中拖過去，然後乘火車回到諾丁漢。坦納被判終身監禁，2003 年獲釋後回到了故鄉新西蘭。
法醫病理學就像解密拼圖。病理學家要把從尸體內外發現的異常成分記錄下來，根據這些殘缺的信息，努力重現過去。縱觀人類歷史，人們一直想弄明白為什麼自己所關心愛護的人會香消命殞。“尸體解剖”一詞源於古希臘語，意為“眼見為實”。尸體解剖便是通過醫學途經來滿足人類這一內心深處的好奇心。
歷史上已知的第一例法醫尸體解剖發前44 年，給尤裡烏斯· 凱歷史上已知的第一例法醫尸體解剖發前44 年，給尤裡烏斯· 凱撒（Julius Caesar）做尸體解剖的醫生報告稱，在這位大帝身上的23 處刀傷中，隻有第二、三根肋骨之間的一處是致命傷。幾個世紀後，希臘名醫蓋倫（Galen）主要通過解剖猴子和豬發表了極具影響力的報告。盡管解剖材料十分不入流，但他關於人類解剖學的理論一直無可爭辯，直到16 世紀的安德裡亞斯· 維薩裡開始在正常解剖和非正常解剖之間做出比較，從而為現代病理學—疾病科學—鋪平了道路。
1543 年，維薩裡發表了解剖學經典著作《人體結構》（On the Fabric ofthe Human Body），並將它獻給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該王朝因而見證了法醫學的第二次裡程碑式的事件。對於神聖羅馬帝國而言，法律程序法規第一次付諸現實。其中規定哪些罪行是重罪，允許燒死巫師，並且第一次賦予法庭下令對重罪進行調查和審理的權利。這些法令統稱為卡羅萊納法典（Carolina Code），其中規定法官要在遇到涉嫌謀殺的案件時征求外科醫生的意見，對法醫學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法典在歐洲大陸得到廣泛采用，醫學作家對於在法庭上展現自己專業能力的熱情逐漸高漲，其中就包括法國理發師兼外科醫生安布雷斯· 巴雷（Ambroise Paré）—有時被稱為“法醫病理學之父”。他論述了暴力死亡對內部器官的影響，解釋了雷擊死亡、溺亡、窒息死亡、中毒身亡、中風死亡和嬰兒被殺的表現，揭示了如何區分活體和死尸身上的傷口。隨著人們對人體組織的知識越來越豐富，對該行業的了解也逐步加深。到了19 世紀，阿爾弗雷德· 斯溫· 泰勒（Alfred Swaine Taylor）對法醫病理學做了詳細論述，將英國及其之外的法醫行業引向了現代化道路。他最重要的著作《法醫學手冊》（A Manual of Medical Jurisprudence，1831）在他一生中曾再版10 次之多。到了19 世紀50 年代中期，泰勒已參與過500 多起司法案件偵查，然而他的經歷也早早地1859 年，托馬斯· 斯梅瑟斯特因毒殺情人伊莎貝拉· 班克斯被起訴，在倫敦中央刑事法庭受審。在審判過程中，斯溫· 泰勒作證稱斯梅瑟斯特的一個瓶子裡存在砒霜，這便是證明他有罪的證據。斯梅瑟斯特被宣告有罪，判處死刑。後來得到澄清，斯溫· 泰勒的檢測並不適當，瓶子裡很可能根本沒有砒霜成分。伊莎貝拉· 班克斯在此之前就已久病纏身，極有可能屬自然死亡。斯梅瑟斯特被赦免，但仍因重婚罪被判一年有期徒刑。《柳葉刀》（Lancet）和《泰晤士報》（Times）對斯溫· 泰勒和謀殺判決大加撻伐，法醫病理學成了所謂的“糟糕透頂的科學”。該案給法醫病理學罩上了一層數年都無法驅散的陰影。
考慮到英國司法體繫中兩相對立的戲劇特征，該行業若想重振聲譽，就需要一個既具有專業素養又極具人格魅力的領導人纔。伯納德· 斯皮爾伯利（Bernard Spilsbury）就是這樣一個具有魔力的人。斯皮爾伯利英俊瀟灑，雄辯而令人信服，公共場合現身時總是戴著高頂禮帽，穿著燕尾服，扎著胸花，身披長大衣。他的專業技能眾人皆知。他那靈活的雙手擺弄死尸時既高效又精確。論及自己的發現時，他的語言清楚易懂。證明了鋻證科學家和我們普通人一樣容易出錯。
陪審員和公眾對斯皮爾伯利痴愛不已。媒體將他比作一塊堅石，憑借著它，法律便能打破邪惡謀殺犯的謊言。1947 年去世時，《柳葉刀》稱他：“孑然一身，無人敢與之挑戰，是最偉大的醫學法律專家。”斯皮爾伯利曾代表英國政府參與過200 多起謀殺案作證。
公眾首次關注他是在1910 年，當時他是轟動一時的霍利· 哈維· 克裡平醫生一案的專家證人。克裡平是美國順勢療法醫師和專利藥物銷售員，住在康姆登鎮。與其同住的妻子科拉是一位戲院歌手，藝名叫做“貝拉· 埃爾默”。二人的婚姻多有坎坷，科拉的朋友突然見不到她的蹤影。克裡平醫生有時說她死了，有時又說她去美國追求事業發展了。朋友們疑心頓起，於是報了警，警察詢問了克裡平，並搜查了他的房子，結果一無所獲。但他們的調查引起了克裡平的恐慌，他便與年輕情人艾瑟爾· 勒納芙乘坐SS 蒙特利斯號逃往加拿大。勒納芙打扮成小男孩，荒唐地裝成他兒子。
他們的逃跑再次引起警方懷疑，對房子進行的二次搜查卻同樣一無所獲。不過警察疑心仍在，第三次搜查時，他們挖開了地下室的磚砌地板。這一次，他們發現了一具裹在男士睡衣上衣裡的人體遺骸。
與此同時，蒙特利斯號船長注意到船上的這兩位古怪乘客，船剛出海，他就給英國政府發了一封電報：“強烈懷疑倫敦克裡平地下室謀殺案主犯及同謀就在船上。主犯的小胡子養成了絡腮胡，同謀打扮成了小男孩，其舉止及身形無疑是個女孩。”倫敦警察廳（Scotland Yard）a 總督察德武（Dew）乘快船先二人一步到達加拿大，二人剛一落腳便被突然抓捕歸案—這是在無線
通信幫助下進行的第一次抓捕行動。
警方從倫敦聖瑪麗醫院召來一位外科醫生檢查尸體，年輕的斯皮爾伯利於是加入該案。斯皮爾伯利仔細查看了科拉· 克裡平的病歷，發現她腹部曾做過一次手術。尸體解剖並不能判定尸體性別，不過斯皮爾伯利發現了有毒物質的蹤跡。
法庭審訊克裡平時，斯皮爾伯利呈上一片帶有曲線狀疤痕的皮膚。這片皮膚保存在甲醛溶液中，來自那具應該是科拉· 克裡平尸體的軀干。他用玻璃碟子端著給各位陪審員看了一遍，接著在隔壁房間架起顯微鏡，讓陪審團成員檢查組織切片。辯方病理學家據此反駁，由於皮膚上面有毛囊，那它肯定是皮膚襞褶，而非傷疤組織，然而陪審團選擇了相信斯皮爾伯利。法庭裁決克裡平犯有下毒、謀殺妻子的罪行。他在倫敦本特維爾監獄被絞死，按他的要求，陪葬了勒納芙的一張照片。勒納芙作為謀殺行為發生後的同謀而被起訴、問詢。
克裡平一案的皮膚組織如今保存在倫敦皇家醫院，2002 年，伯納德· 奈特（Bernard Knight）教授對其進行了檢查，從中並未找到表明其為傷疤組織的確定信息。近期對該切片的DNA 檢測表明其中的DNA 信息與科拉· 克裡平的一些後代並不匹配，且該遺體性別為男性。諷刺的是，該案令公眾把斯皮爾伯利看做法醫病理學的代言人，卻也是他完全失誤的滑鐵盧。
克裡平被絞死5 年後，斯皮爾伯利又參與了一起引人注目的案件的偵破，這一次，DNA 檢測或其他現代鋻證技術都無法幫他破案。1915 年2 月3 日，白金漢郡（Buckinghamshire）一位名叫查爾斯· 伯恩漢姆的果園主端著一杯茶坐下來，打開了一份《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第三版的一條標題令他震驚不已：“死在浴室—新娘婚後第二天的悲劇命運。”這
篇簡短的報道稱一位瑪格麗特· 裡羅伊德在倫敦北部的公寓內被發現身亡。“醫學證據表明，流行性感冒加上熱水浴可能導致了昏厥。”報道得出這個結論。差不多一年前，查爾斯· 伯恩漢姆的女兒也是婚後不久就在布萊克普爾（Blackpool）死於浴缸中。伯恩漢姆聯繫了警察局，發現瑪格麗特· 裡羅伊德的丈夫名叫喬治· 約瑟夫· 史密斯，正是女兒愛麗絲· 伯恩漢姆死前嫁的那個人。
警方讓斯皮爾伯利給從墳墓中挖出來的瑪格麗特· 裡羅伊德的尸體進行解剖。之後，他又到布萊克普爾給愛麗絲· 伯恩漢姆進行了尸體解剖。接著，警方查出了第三個女人的詳細信息。此人名叫貝西· 威廉姆斯，與喬治· 史密斯結過婚，1912 年6 月13 日在肯特郡的家中死於同樣的情形。
對於前兩起溺亡案件，驗尸官判斷為意外死亡，然而，警方重新調查時發現史密斯從3 位妻子的死亡事件中均獲得經濟利益：從瑪格麗特和愛麗絲所持有的生命保險中分別獲得700 英鎊和506 英鎊；從貝西那裡獲得2500 英鎊的委托金（現值190000 英鎊左右）。從中看出模式後，警方逮捕了史密斯。
斯皮爾伯利從瑪格麗特和愛麗絲的尸體上並未發現暴力、毒物或心髒病的跡像，而在貝西的尸體上，他從其大腿部發現了“雞皮疙瘩”，這有時就是溺水身亡（也可能是死後腐爛所致）的證據。斯皮爾伯利讀了那位第一個見到貝西尸體的全科醫生的筆記，注意到她手中握著一塊肥皂。
他叫人把3 個浴缸全搬到肯特鎮（Kentish Town）警察局，然後排成一行，仔細檢查。貝西· 威廉姆斯一案尤其令他迷惑不解。她死前不久，史密斯曾帶她去看醫生，讓她跟醫生聊聊癲痫病癥狀。史密斯告訴貝西，說她時常昏厥，貝西對此卻毫無記憶，且家族裡並沒有人患癲痫病。斯皮爾伯利對這一說法並不信服。貝西身高1.69 米，體格肥胖，她溺亡的浴缸最長僅為1.5米，前端還有滑坡。斯皮爾伯利知道癲痫昏厥的第一階段會導致身體完全僵硬，考慮到貝西的體型和浴缸的形狀，這樣的暈厥隻會把她的頭部置於水面之上，而不會沉到水下。
若貝西不是因癲痫昏厥而死，又會是什麼呢？通過進一步的研究，斯皮爾伯利發現，水迅速灌入鼻子和喉嚨會抑制重要的腦部神經，即迷走神經，導致突然喪失意識，緊接著就是死亡。這種不常發生的情況的常見伴隨結果便是瞬時尸僵—斯皮爾伯利認為這就是貝西緊握一塊肥皂的原因。1853 年，阿爾弗雷德· 斯溫· 泰勒（Alfred Swaine Taylor）曾明確說過，溺死成年人而不留下淤青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會為了呼吸而拼命掙扎，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總督察尼爾（Neil）決定在審判前進行一繫列實驗，來驗證斯皮爾伯利關於這些婦女如何死亡的理論。他找來一些女性志願者，讓她們被按入浴缸時努力嘗試反抗。第一位志願者身穿浴袍，踏進放滿水的浴缸，成功地抓住浴缸邊緣拼命反抗。然而，當尼爾抓住她的腳脖，猛然抬高她的雙腿時，她滑到水底，失去了意識。醫生用了好久纔使她恢復意識；她能活下來真是幸運。該實驗並非斯皮爾伯利的主意，但他是知情人，實驗結果顯然對他的名聲有益。
喬治· 史密斯因謀殺貝西· 威廉姆斯受審。在法庭上，斯皮爾伯利說的話極具威信，並且不遺餘力地給陪審團講解。他們仔細考慮了20 分鐘，接著裁決史密斯有罪。史密斯在梅德斯通監獄被執行絞刑。
史密斯是個巧舌如簧的騙子，年僅9 歲就在倫敦東區犯下了第一起盜竊案。長大後，他開始戴上金戒指和色彩鮮艷的領結來捕獲女人的芳心，方便利用她們。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早期影響，也由於當時英國許多年輕人都搬去了殖民地，1915 年的英國有50 萬名剩女，為史密斯提供了大量獵物。報紙添油加醋的報道鋪天蓋地，公眾對“浴缸新娘殺人犯”的興趣十分濃厚。一波一波的記者渴望著發一篇“科學家擊敗連環殺手”的報道，調查期間不斷光顧斯皮爾伯利家。他就像一顆冉冉升起、永不墜落的明星。
斯皮爾伯利參與偵查的許多案件都涉及丈夫被訴謀殺妻子。想想在科學尚不發達之時，這些女性之死背後的真相無法為人所知，多少兇手逍遙法外，實在令人膽寒。漸漸地，媒體把斯皮爾伯利當做英雄的像征，他把一生都奉獻給了解讀無助受害者遺留下的隱秘線索，令那些罪惡的殺手難逃法網，或者無法再次犯案。1923 年，他受封爵士，更是進一步加固了他的英雄形像。一年後，另一起案件再次為他的聲譽錦上添花。
12 月5 日，艾爾西· 卡梅隆離開倫敦北部的家，前往蘇塞克斯郡克羅布拉夫鎮看望未婚夫諾曼· 索恩—一位養雞場主。他們訂婚已有兩年，可索恩最近結交了新女友。1925 年1 月15 日，警察在農場的一個養雞場下面發現了艾爾西被肢解的尸體和塞到錫制餅干罐子裡的頭顱。起初，索恩告訴他們說她根本沒到這裡，但尸體被發現後，他改了口，說她來是為了告訴他她已經懷孕，想趕緊結婚。他說之後自己便離開了，可兩個小時後再回來時，她已經在天花板上弔死了。他以為她是自殺，便決定掩藏尸體，把它切成4 塊埋了。
1 月17 日，斯皮爾伯利進行了尸體解剖，在呈遞給驗尸官的報告中，他認為艾爾西屬於暴力死亡，很可能是被嚴重毆打致死。他找到8 處淤青，其中一處位於太陽穴，表面上看不出來，但切開皮肉之後就可以看到。他未從脖子上發現任何能證明上弔的繩子勒痕，就沒有提取切片。之前他注意到她脖子上有兩塊印記，但認為這些隻是自然褶皺，並未在意。在會同陪審團驗尸過程中，驗尸官問到怎麼可能檢查死了6 周的尸體，但斯皮爾伯利向他保證，尸體的腐爛程度算不上問題。被告人諾曼· 索恩質疑驗尸報告，因為不存在淤青的表征，從而成功地申請到第二次尸體解剖。
2 月24 日，艾爾西被挖掘出來，羅伯特· 勃朗特（Robert Bronte）主持尸體解剖，斯皮爾伯利旁觀。驗尸本應在大白天或有燈光照射的太平間進行，而艾爾西的尸體是在從午夜到上午9 點的期間挖掘的，尸體解剖則是在墓地燈光昏暗的小禮拜堂裡，有一大群圍觀者和記者。棺材內浸滿了水，尸體自斯皮爾伯利檢查之後又多腐爛了一個月，不過勃朗特看到了脖子上的印痕證據，取了切片進行分析。
諾曼· 索恩的審判持續了五天之久。辯方病理學家對淤青提出質疑。當檢方問及尸體上是否有外傷痕跡時，斯皮爾伯利回答道：“沒有，一點都沒有。”辯方病理學家J. D. 卡瑟爾斯（J. D. Cassels）認為，索恩把艾爾西· 卡梅隆從橫梁上救下來時，她還活著，這些淤青是她掉到地上造成的，而她在10—15 分鐘後因休克而死：之所以沒有勒痕，是因為血液循環把勒痕消除掉了。他批評斯皮爾伯利沒有用顯微鏡檢查脖子。斯皮爾伯利作證說，最後兩處淤青位於面部，她是被某種印第安棒球棍毆打致死，而該棒球棍在現場不遠處已被找到。他像以往在法庭上一樣堅定，絕不肯承認這些結論中有任何的不確定性。不過，在兩年前的一次演講中，他說如果通過交叉問來嚴格檢測醫學證據的話，“醫生就該感到自己出錯了”。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法官稱斯皮爾伯利是“最偉大的在世病理學家”，並在總結陳詞中告訴陪審團，說斯皮爾伯利的話“無疑是能獲得的最好的意見”。半小時不到的時間裡，陪審團就做出了“有罪”裁決。有些人覺得他們並不贊同這位病理學家提供的證據的復雜性，尤其是並沒有跡像表明艾爾西· 卡梅隆屬於暴力死亡。對陪審團接受斯皮爾伯利那充滿自信的結論表示質疑的就有阿瑟· 柯南· 道爾爵士，他就住在離諾曼· 索恩不遠的地方。他在《法學叢刊》（Law Journal）寫道：“陪審員賦予給伯納德爵士的一貫正確神話，一定在某種程度上令他難堪。”們並不贊同這位病理學家提供的證據的復雜性，尤其是並沒有跡像表明艾爾西· 卡梅隆屬於暴力死亡。對陪審團接受斯皮爾伯利那充滿自信的結論表示質疑的就有阿瑟· 柯南· 道爾爵士，他就住在離諾曼· 索恩不遠的地方。他在《法學叢刊》（Law Journal）寫道：“陪審員賦予給伯納德爵士的一貫正確神話，一定在某種程度上令他難堪。”
……

我們今天所知的司法公正並非總是還原真相的，刑法應當“以證據為基礎”這個概念還相對比較新穎。數世紀以來，人們遭受控訴和定罪的原因多種多樣：因為缺乏社會地位；因為不是本地人；因為自己或妻子、母親擅長藥草；因為膚色；因為找錯了性伴侶；因為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或者因為莫名其妙的原因。
隨著人們逐漸認識到犯罪現場能夠提供各種有益的信息，新的科學分支不斷湧現，解讀這些信息並將其呈上法庭成為了可能。
18 世紀科學發現的涓涓細流在19 世紀以後變成了滔天洪水，它們也在實驗室之外得到了實際應用。犯罪調查規範纔剛剛萌芽，一些早期偵探就已熱切期望從所調查的罪案中搜尋出能夠佐證自己理論的證據。鋻證—一種法律證據—科學應運而生，人們迅速認識到科學探索的許多分支都將對這一新的方法論做出一定貢獻。最早的案例之一將病理學和現在所謂的文證審查結合了起來。
1794 年，愛德華·卡爾肖被手槍擊中頭部致死。當時，手槍均為前裝式，槍口用一團紙填實，以防槍內的鋼珠和火藥掉落。外科醫生檢查尸體時，從頭部受傷部位找到了紙團。他打開紙團，發現這是從一張民謠歌單上撕下來的一角。對謀殺案嫌疑人約翰·湯姆斯進行搜查之後，從其口袋內找出一張民謠歌單，與手槍內的紙團完全吻合。在蘭卡斯特進行的審訊中，湯姆斯被判謀殺。
科學進步使得法律越來越成為維護正義的必然工具，這實在令人欣喜。
科學家們在幫助法庭撥開迷霧，尋找真相。以毒藥為例，數百年來，毒藥一直是謀殺首選工具。但是，若沒有可靠的毒理學分析，幾乎不可能進行佐證。這一困境即將得到改變。即便是在早期，科學佐證也飽受質疑。8 世紀末期，人們曾設計一個試驗來檢測砒霜，但隻有存量很大的情況下纔能被檢測到。後來，多虧了英國化學家詹姆斯·馬什，該試驗纔得以改良，變得更加實用。
1832 年，一男子因在咖啡中投放砒霜致其祖父死亡被法庭指控謀殺，馬什以鋻定人身份出庭作證。他已從可疑咖啡中采取樣品並進行了檢測，從中發現了砒霜。可是在向陪審團呈遞的時候，試樣已變質，檢測結果隨之作廢，被告因存在合理的懷疑被無罪釋放。但對於羽翼未豐的科學家來說，這算不上挫折。詹姆斯·馬什是位高尚的科學家，他將這次失敗看做通往成功之路的激勵。面對出庭作證的尷尬，他又設計了更好的試驗方法。他最終設計出的具有決定性的試驗方法極為有效，能夠檢測出哪怕一絲一毫的砒霜殘留；多虧了這項試驗，維多利亞時代許多因缺乏鋻證科學而逍遙法外的罪犯都被繩之以法。而且這項試驗今時今日依然在發揮其作用。
鋻證科學和從犯罪現場到法庭的這段路程是千千萬萬罪案小說百用不厭的話題。致力於將科學應用到破案中，這是我衣食無憂的保障，但這並非淺層次的原因—鋻證科學家慷慨地騰出時間、分享知識，而是因為通過他們的努力改變了全世界的法庭面貌。
我們罪案作家總喜歡說這一類型扎根於文學史的最深處，聲稱從《聖經》中尋找先例：伊甸園中的蒙騙；該隱對兄弟亞伯的血腥殘殺；大衛王對烏利亞的血腥屠戮。我們試圖說服自己：莎士比亞就是同行。
可事實上，罪案小說是從“以證據為基礎”的法律體繫中生發出來的，而這正是無數科學家和偵探先驅們遺贈給我們的寶貴資產。即便是在早期，人們就已清楚地認識到，既然科學有助於審案，那麼審案也能將科學家們推到新的高度，雙方在維護正義上都扮演著重要角色。為了寫好這本書，我向頂尖鋻證科學家咨詢了該行業的歷史、實踐和未來；為了弄清楚蠅蛆這種東西，我爬上了自然歷史博物館高塔的最頂端；我回想起自己所面對過的暴力死亡事件；我親手捧過某位逝者的心髒。這段旅程令我充滿敬畏和敬意。這些科學家所講述的故事說明一個道理：從犯罪現場到法庭這段曲折的道路是你所能讀到的最令人著迷的主題之一。它同時提醒著你，現實比虛構作品更加不可思議。
薇兒·麥克德米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