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江的博士論文《邊際文化影響下的海州敘事文學》馬上就要出版了。作為導師，見證了此篇論文從選題、醞釀、構思、寫作、反復修改直至定稿的整個過程，最了解傳江在此過程投入的精力與付出的心血。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們倆在茶舍外面頭踫頭地、字斟句酌地討論論文的場景；也清楚地記得，論文預答辯後，傳江向我彙報會上老師們提出的質疑，我倆一起商討這些質疑是否成立、是否應該在論文中堅持自己的觀點，那時他正發著燒，人顯得分外憔悴。因此，當傳江在電話中告知論文出版這一消息時，不禁為他感到欣慰：當初的付出終於有了回報。
傳江對宗教、神話、志怪等具有神秘性的事物始終保持著強烈的興趣。寫作碩士論文時，他選擇的題目是《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的蛇文化》，在這篇論文中，初步顯示出他思維敏銳、知識面較廣這一特點。在我看來，海州的文化傳統中有著很濃郁的神秘性的氣質，同時又有對神聖性的強烈追求，這種文化基因一方面反映在自古以來海州地區高度活躍的宗教活動中，另一方面則體現在當地的民間故事裡。傳江是海州本地人，對海州有著很深的感情，也有著深入的了解。因此，當他選擇海州古代的敘事文學作為其研究對像時，我是非常贊成的。我覺得，傳江的知識、興趣、氣質、能力最適合做這樣一個選題。
不過，即便是對海州非常熟悉的本地人，要對海州文化的特點作準確的提煉和定位，依然是頗費思量的。在此之前，學術界的前輩們對海州文化的歸屬曾經有過大量的論述，但意見並不統一，有的視其為齊魯文化的一部分，有的認為屬於海岱文化，有的則認為屬於東夷文化。傳江對相關的論述曾一一仔細閱讀並認真思考，他覺得上述這些觀點都無法歸納出海州文化的特點與地位。
大概是在論文寫作進入到第二稿的時候，傳江開始引入一個重要的概念——邊際文化區——來闡釋海州文化。所謂邊際文化區，亦即兩種或兩種以上文化的交界區。海州文化的邊際性特征可以概括為：北部，它位於齊魯文化和楚、吳越文化的交界；西部，它是海洋文化和內陸文化的交界；而東部，則是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交界。這種多緣交界的邊際特點非常罕見，由此形成了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內陸文化與海洋文化、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踫撞與交融，由此造成了海州文化豐富多彩的內涵。
除了多種文化的踫撞、交融之外，邊際文化區的另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其邊緣性。所謂邊緣，亦即遠離中心。遠離中心的結果，從政治上看，是弱勢的、無權的；從經濟上看，是落後的、不發達的；在思想領域為“一般知識和思想”占主導；而在文化領域則是俗文化居主要地位。傳江認為：由於邊遠的地理區域位置及弱勢的政治、經濟、文化特點，海州文化有著邊緣性特征，因此，考察海州文化，必須將重點放在“一般知識和思想”指導下的俗文化上。
我至今還能記得看到這一稿時的感覺，那就是眼前一亮，舒了一口氣，覺得這篇論文能夠站得住腳了。當我現在重新閱讀這部書稿，我依然覺得，將海州界定為邊際文化區，是傳江對海州文化研究的一大貢獻。
正是基於對海州文化有這樣的認知與定位，傳江將研究的重點放在了海州地區的宗教活動與民間故事上。從傳江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的影響下，海州地區盛行著各種不同的宗教，從原始崇拜到方仙道再到佛教信仰；流傳著諸多的充滿神奇色彩的民間故事，比如東海孝婦、虎皮井和舀海故事，這些故事流播各地，發生著全國性的影響；而海州那神秘的文化氛圍、獨特的地理位置、神奇壯美的山海景觀則觸發了文人的豐富想像，從而創作出流傳千古的文學名著，比如《西遊記》、《鏡花緣》。
在做相關研究時，傳江對材料做了窮盡式的查找，追根溯源，條貫梳理，補充、豐富了前人的研究，有的甚至填補了前人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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