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人文學術的現代性》為作者近年來的文集，主要涉及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兩個相互交叉的部分，包括全球化與中國人文學術的現代性、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命題、話語方式、理論範疇、歷史語境、文化成因和研究範式等相關問題，涵蓋了文學與文化的知識學指向與跨文化視角。
《全球化與人文學術的現代性》這些文章相互獨立又互為結構，對所涉及的問題通常采納了跨學科方法和跨文化視角，以突顯當代人文學術在構成知識形態過程中的確定性要素，即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交叉並不是孤立發展的，而是一種合力的呈現與學理意義上的推進。本文集也是作者階段性學術思想的呈現。

王曉路，文學博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外國語學院博士生導師、二級教授；教育部國別研究培育基地四川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席，四川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教授委員會主席，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結構委員會（The Structures Committee，ICLA）委員。2007年起兼任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客座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緒論
上編：歷史語境中的文學書寫
全球化與人文學術的現代性
——文學研究的學理問題
文化地理與書寫政治
——以歐洲人對美洲的早期書寫為例
地緣政治與文學研究
——對時間序列研究範式的反思
意指實踐與理論生產
——外國文論研究的跨文化學理
艾布拉姆斯四要素與中國文學理論
作為問題的全球化、生態批文化觀
——對外國文學認定式研究模式的質疑
事實·學理·洞察力
——對外國文學傳記式研究模式的質疑
比較的悖論與困擾
——比較文學學科建設思考

下編：文化視角中的批評範式
西方文論關鍵詞：西方馬克思主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評的理論指向
西方文論關鍵詞：文化批評
文化批評：為何與何為
文化的界定與文藝研究
種族身份與種族話語之悖論
——對美國非洲裔文學理論建構與解讀範式的質疑
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
——種族與身體的權力場
表征理論與美國族裔書寫

參考文獻
後記

《全球化與人文學術的現代性》：
20世紀後半期以來所出現的政治多極、經濟一體、技術普及、等表像的背後，實際上是由於當代西方社會經濟主導模式變遷的使然，即工業化逐漸轉向後工業化和信息技術為主的模式。這一模式不再是17世紀至19世紀晚期的開發型和生產型，而主要是以消費、流通和風險型為主要特征。一方面，發達國家和區域推行自身經濟規則和社會管理模式並以全球化方式進行復制的同時，在資源配置、流通環節和區域衝突等方面的成本核算則需要持續的調整和應對；另一方面，知識經濟、消費社會以及局部動蕩所導致的社會分層的快速更迭，則使個體的社會身份和群體的民族身份認同成為一個難以忽略的現像，固有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在新的框架中呈現出了復雜的社會形態和社會心理。而對社會成員個體而言，特定的生產關繫依然制約著個體間的關繫，這一確定性條件並沒有改變。伊格爾頓特別指出，“其原因在於它所對抗的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不僅沒有絲毫軟化，反而變本加厲地越發無情和極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也因此而愈加中肯”②。馬克思命題使人們看到了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歷史時期依然是深刻而有效的，“每一種生產體繫都存在著一套特定的社會生產關繫，它是一種生產過程中存在於個體之間的關繫。一般來說，這是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和功利主義所作的最重要的批判之一”。後來的理論基本上是對這一原創性理論的再闡釋，也因此使得具有綜合分析模式和跨學科視角的馬克思主義再一次獲得了空前重視。西方學界為了應對這一發展和變化的社會，從經典馬克思主義中借鋻了許多理論主張，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繫統的解讀、補充和改寫，並依據自己的研究對像加以具體的實踐。其中重要的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學者大多將社會文化現像不再歸結為單一的經濟決定，而是由更為復雜的因素所形成，這一修正除了盧卡奇和葛蘭西的影響之外，還受到了阿爾都塞等人有關意識形態界定的影響，即“個體與其真實存在之間的想像性關繫”所決定。因此，阿格爾直接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的各種發展隻能看作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原本理論的修正和改造”。
綜上所述，無論是作為觀念體繫還是實踐方式，西方馬克思主義出場均與戰後經濟結構與社會管理的變遷、冷戰、東歐局勢、工人階級現狀、保守主義與左翼思潮的博弈等一繫列復雜的歷史背景有關，而且“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的制度經歷了至關重要的變革。傳統的工業制造業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取而代之的是消費主義的‘後工業時代’——文化、通信、信息技術和服務業。……傳統的階級忠誠日益淡化，區域、性別和民族的身份問題日趨突出。對政治的管理和操縱也都漸漸得到加強”②。
當代歐美學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持續研究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尤其是馬克思後期論著，並結合新的時代特點進行闡釋。這一類並不在多數，其原因是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針對資本主義制度最為基礎性的研究，涉及的領域多，思想深邃，難度較大，但同時也值得深入其中，所以，阿爾都塞就認為，不是人人都能夠研究馬克思的，“隻有極少數知識分子具有足夠的哲學修養，能夠認識到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門政治學說、一種分析和行動的‘方法’，而且作為科學，它是發展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和哲學不可或缺的基礎研究的理論領域”⑧。另一類學者雖然並不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但他們在各自的領域中卻回避不了這一重要的思想資源，因而，在他們的研究中大量涉及或借鋻馬克思主義的奠基性論述。這些廣泛采用馬克思主義的領域尤以20世紀後半期以來的社會學、文化研究、性別研究、種族研究、後殖民文化研究以及生態學領域最為突出。概言之，這一時期的理論書寫和批評範式都在不同程度上與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聯繫。如福柯的知識一權力界說是學界引用率很高的觀點，其實，他的理論來源之一正是出自對馬克思主義的借鋻。“在這種理論危機中，福柯再次轉向了馬克思。他在資本論的第二卷中找到了‘一些東西，後來用在自己對權力的客觀機制的分析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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