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聞名於世。但是，近代中國向著現代轉型中，什麼是“社會”的討論並不充分。社會是弱肉強食的叢林，還是有史以來偉大的設計與發明？還是魯迅的論斷，在道德背後，是喫人本質。
《魯迅現代倫理思想研究》從倫理角度討論這個問題曾是五四重要的議題。在現代歷史的進程中，民族、階級、戰爭、知識分子立場等概念的介入，中國現代倫理的建立顯得尤為艱難。在魯迅對這些概念的體驗中，我們重新回到歷史論斷和抉擇的現場。

蘇懿，男，文學博士，青島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現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尤其是魯迅文學作品的研究，最近幾年發表的相關文章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

導論

第一章 知識分子倫理：激變時代知識分子的倫理訴求與體制角色
第一節 揭示知識界尷尬現狀之一：知識匱乏的知識分子
第二節 揭示知識界尷尬之二：道德墮落的知識分子
第三節 知識分子的倫理重建：精神界之戰士

第二章 階級倫理：階級立場上愛（人道主義）與憎（階級鬥爭）的交織與轉換
第一節 階級倫理的至惡與至善：壓迫與對立下的人道主義思想
第二節 階級倫理反思：道德優勢與路徑缺陷

第三章 民族倫理：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世紀權衡
第一節 民族倫理重建的時代背景：倫理失範
第二節 個人主義的現實選擇與歷史反思
第三節 集體主義的必然與困惑

第四章 宗法倫理：亞洲宗法倫理下的日本式“輝煌”和中國式黯淡
第一節 宗法倫理中的族權：致命的宗法溫情與庇護
第二節 國民性、主體性、功能性的錯綜與糾纏——魯迅對東亞封建宗法倫理中皇權思想的反思
第三節 宗法倫理中的等級制度：亞洲的信仰與偏執

結語
參考文獻

《魯迅現代倫理思想研究》：
面對這種知識分子整體潰敗的情況對於魯迅來說是勢所必至的事情，這是魯迅必須面對的自我詰問，同時更是歷史的詰問。但在實際上要決定如何面對這種詰問卻並不簡單。如果說知識是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前提，真正的學富五車、皓首窮經就可以使得知識分子的困境迎刃而解，顯然事實也並非如此。首先魯迅要面對的就是如何對待知識的態度。知識分子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他們知識結構的產物。最明顯的分野就是日本留學生傾向革命，而歐美留學生則傾向改良。兩派留學生共同參加新文化運動，這一點雖然有“整理國故”的分歧，但整體上還是反對舊道德、舊知識。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說：“魯迅及其同伴不是對中國文化的形成過程進行分析，而是從中國文化的整體功能來考察中國社會現實的落後的原因，考察這一文化傳統對現實進程和現實人的實際心理狀態的影響。”①包括魯迅在內的五四知識分子對舊知識進行的整體性、功能性、道德性的判斷是他們反對舊文化的重要理由。但是，按照這個思路進行下去的新文化運動卻很快陷入分裂。因為所謂的“新思想”背後也是矛盾重重，從性質上來說甚至是自相矛盾。自由主義思想來自西方世界，但尼采主義、馬克思主義何嘗不是來自西方？魯迅對“問題與主義”之爭並不熱心，他甚至寫了《來了》一文來說明，中國人固守的舊文化、舊知識並不能被外來的主義所打動。
最終，判斷知識的道德性和知識者現實表現成為魯迅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但是問題同時接踵而至，魯迅又反對一種口頭上的衛道，不管衛的這種道是新道德還是舊道德。知識是造就五四一代的一個重要思想因素，但五四一代，尤其是魯迅，克服這種潰敗的方法卻是相對擺脫僵化的研究知識、略帶反智主義色彩的道德主義來超越整個知識界的灰色與腐朽。
如何判斷知識的道德屬性成為首要問題。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知識結構代表不同的道德屬性和行為傾向。魯迅、胡適等五四知識分子之所以能夠發起新文化運動首先也在於依靠西方知識確立起的話語權以及社會聲望與地位。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之後仍然堅持批判現實的努力也是依靠了這種自身知識結構建立起來的自由撰稿人的獨立身份。魯迅對於很多知識分子來說首先是一個讓他們尷尬的知識性存在。“我確曾認真譯著，並不如攻擊我的人們所說的取巧，的投機。所出的許多書，功罪姑且弗論，即使全是罪惡罷，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塊不小的斑痕，要‘一腳踢開’，必須有較大的腿勁。”①知識能和金錢和政治對抗，不是一句空話，是要靠著社會對魯迅文學知識和纔華的認定纔能實現。又有多少知識分子能夠獲得社會範圍內的肯定和承認呢？當科舉制設計出的知識分子的那種不言自明的社會角色被否定之後，實際上現代中國並沒有給他們設計一個社會體制角色，或者也可以說現代中國就沒有建立一個所謂體制。這是現代知識分子的先天悲劇。不但如此，魯迅在舊學和新學上都有深厚的基礎，以上凡此種種纔是他在風雲變幻的時代保持獨立思考和相當話語權的最重要的知識性原因。雖然魯迅自訴中了莊周、韓非的毒，在行文、為人上時時帶著令人氣悶的“沉重”，或者是帶著虛無氣息的“隨便”，然而正是這種內化到心靈的古典文化修養讓泥古者汗顏，魯迅自稱封建階級的逆子貳臣並非有些謾罵者所認為的腦後長了反骨，而是因為他洞悉了古老文化一切腐朽的隱秘。而魯迅留學日本的經歷，雖然沒能讓他像胡適一樣建立對於西方文化的信仰，但在當時日本拼命介紹西方文化的時代氛圍裡，雖然也存在一定的偏頗，但整體上魯迅也深入理解了西方文化的價值與原理，在時代的喧囂裡，西方文化的符號諸如“個性主義、人道主義、進化論、階級論”這些都是被當時的中國人掛在嘴邊的名詞，但是真正將這些名詞內化為信仰和人格的實際人數稀少，能夠真正捍衛這些價值觀的人更是少數，而魯迅正是這少數人中的一個。在他的早期論文裡甚至可以看到他對當時處於先進地位的西方文化的弊病進行反思。這種文化的視野和格局，加上魯迅文學上的表達天賦，這是魯迅確立其歷史位置的重要知識性因素。正是如此，一切希望借著東方文化的餘溫殘熱和西方文化的風頭正勁來牟取一己私利者的伎倆在魯迅近乎偏執的筆下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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