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群體的充分就業對我國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具有重要影響，但農民工群體仍面臨著結構性就業難的現實。
本書主要圍繞著“當前國家、市場與社會的關繫形態對新生代農民工就業促進產生了何種效果以及生成這種關繫形態的結構性原因是什麼？”這一問題進行討論，以中部地區的J省A企業為個案分析對像，通過調查發現在農民工培訓領域政府、企業和家庭所組成的福利三角呈現出倒置與碎片化特征。最後，研究提出了新生代農民工培訓政策的改革目標，即建立一個新福利三角框架。在新福利三角中，政府和企業應該居於福利三角形的上方，整個福利三角形應該是均衡的、合作的、有效的。

袁小平，男，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社會學繫主任、南昌大學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員，南昌大學“贛江青年學者”。2015年博士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研究方向為社會政策的理論與應用，社會工作與社會治理，農村社會學。截至目前，共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項，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1項，其它省部級項目3項；公開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5篇論文被人大復印資料全文轉載。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一 我國農民工的就業形勢嚴峻
二 農民工群體的新變化與新型城鎮化對農民工就業提出新要求
三 現有農民工就業政策的就業促進效果還有待提升
四 發達國家就業政策的發展趨勢與促進就業的主要措施
第二節 研究問題
第三節 研究意義
一 理論意義
二 實踐意義

第二章 文獻綜述
第一節 福利三角中的國家、市場與社會
一 福利三角的產生背景與內涵
二 福利三角的反思與發展
三 福利三角的應用研究
第二節 農民工就業促進的相關研究進展
一 市場角度的相關研究進展
二 國家角度的相關研究進展
三 社會角度的相關研究進展
四 農民工就業中國家、市場與社會的關繫研究進展
五 對以上研究的述評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主要概念界定
一 農民工
二 就業促進
三 自主性
四 融資
五 規制
第二節 分析框架
一 研究目標
二 研究的理論視角
三 研究的具體分析框架
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
二 研究的信度、效度與研究倫理
第四節 研究路線

第四章 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的福利三角：倒置與碎片化
第一節 A企業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能力透視
一 A企業新生代農民工的基本情況
二 A企業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能力測評
第二節 A企業新生代培訓中的政府、企業與家庭
- A企業開展員工培訓的現狀
二 政府、企業與家庭在新生代農民工培訓中的角色與功能
第三節 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的福利三角：倒置與碎片化
一 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的福利三角關繫形態
二 福利三角倒置與碎片化的影響

第五章 福利三角的自主性、融資與規制
第一節 自主性與福利三角的張力
一 自主性的雙層維度：偏好與能力
二 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的企業自主性
三 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的家庭自主性
四 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的國家自主性
五 自主性與福利三角的張力
第二節 融資、規制與福利三角的整合力
一 融資、規制與福利三角的關繫
二 新生代農民工培訓中的融資
三 新生代農民工培訓中的規制
四 融資、規制與福利三角的整合力
第三節 福利三角的張力與整合力比較
一 福利三角的張力與整合力對比
二 內張與整合：福利三角關繫形態的趨勢

第六章 後全能國家與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的國家邏輯
第一節 福利三角中的國家：角色與功能
一 國家的福利角色與福利功能
二 國家自主性與國家福利角色的變遷趨勢
三 福利三角中的國家角色
第二節 後全能國家與我國福利制度建設的邏輯
一 國家自主性與後全能國家
二 後全能國家與我國福利制度建設的邏輯
第三節 後全能國家與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培訓政策建設
一 後全能國家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培訓政策的建設邏輯
二 後全能國家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培訓政策中的國家自主性、融資與規制

第七章 結論與相關政策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 研究的主要發現
二 研究發現的理論意義與政策意義
第二節 建立新生代農民工培訓新福利三角的政策建議
一 新生代農民工培訓新福利三角的建設目標與建設思路
二 新生代農民工培訓福利三角均衡的具體建議
第三節 研究的創新之處與不足
一 創新之處
二研究的不足
第四節 餘論
參考文獻
附錄

《福利三角視角下農民工的就業促進政策研究：以J省國家級項目企業為例》：
第二節 研究問題
針對我國農民工面臨著嚴峻的結構性就業難的形勢，結合國外其他國家解決就業問題的經驗，對農民工進行培訓是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促進農民工就業的主要方式。這業已成為我國農民工就業政策的重要內容。但農民工的培訓主體（政府、市場、社會、個人等）的關繫問題，需要解決誰來投資、誰來培訓的問題，需要解決投資主體與用人單位之間的協調問題，等等。同時，根據主義觀主體的關繫具有不同的組合形態，它們勢必會對勞動力的投資結果產生影響。我國已初步建立起了農民工培訓體繫，根據國家規劃，未來我國還要形成市場引導、政府支合作的農民工培訓體制。但從目前有關政策的實行情況看，農民工培訓主體之間的合作存在著不少問題。一方面，已開展的合作項目存在著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的情況。例如，作為市場一方的企業參與意願弱，不重視農民工的培訓，作為農民工培訓的主體意識和責任意識還未形成。①而政府也存在著缺位、越位和錯位的情況。例如，政府在農民工培訓的法律和市場機制方面存在著缺位，而在直接參加培訓和編寫教材方面存在越位。②政府的角色混亂導致培訓效率不高、政策執行不力、形式主義嚴重、培訓資源浪費等。另一方面，政府、企業與培訓機構等主體之間存在著不銜接、不協同問題。體現在政策之間缺乏協調、農民工就業培訓市場供求關繫失衡、政府組織的培訓缺乏針對性和實效性，不能滿足市場需求等方面。政府、企業、農民工、培訓機構等主體的目標與行動的差別，大大影響了農民工的培訓效果。最後，還存在著農民工對培訓不感興趣的情況。農民工的保守心態、培訓費用過高、缺乏就業準入門檻、培訓項目與市場脫節等都影響了農民工的參與，使農民工在培訓的態度方面呈現出高參與意願與低參與率並存的特征。
總之，農民工和企業對農民工技能培訓的參與意願低與政府的重視存在著悖論，因此要增進農民工培訓的效率，發揮培訓對農民工就業的促進作用，必須解決好國家、市場、社會的合作問題，主體間合作過程中可能存在的障礙。
對於就業領合作問題，經濟學的研究雖有涉及，但更多側重於從政府與市場的角度進行研究，而未涉及社會一方。社會政策一直較為關注國家、市場與社會的關繫。在社會政策的不同時期，國家、市場與社會之間有著不同的內涵及其組合，形成了不同的福利體制。對此，安德森用“非商品化”概念概括出了三種福利制度，分別為自由主義（以美國為代表）、保守主義（以德國為代表）和社會民主主義（以瑞典為代表）。20世紀90年代針對東亞福利體制的一些研究也表明，福利的組合還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在西方國家的勞動力投資政策方面，受第三條道路的影響，公私伙伴關繫一直被強調，其主要形式是委托代理關繫。但是這種關繫形態需要有一定的社會文化基礎，如發達的公民社會，政府權力界限分明等。同時，西方國家在勞動力培訓的實施過程中，發現公私伙伴關繫也存在著問題。許多研究社會政策的學者發現，在歐洲各國的社會投資計劃中，不少勞動者參加培訓並不是為了提升技能，而是為了獲取救助。①而企業由於自身偏好，存在著興趣不高問題，所開發出來的崗位質量也參差不齊。在斯堪的納維亞，為了維持充分就業目標，政府被迫大量雇傭女性，常年不在崗的雇員占很大比重。此外，許多持馬克思主義視角的學者發現，社會投資計劃沒有考慮外部因素的影響。例如，單純的人力資本的提升並不能滿足勞動力市場的需求，在經濟不增長、就業崗位不增加的情況下，技能培訓並不能解決就業問題。因此，他們呼吁要重新審視國家、市場與社會在就業中的關繫。由於積極的勞動力市場就業政策是發展型社會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以上不足也促使學界開始質疑發展型社會政策的效果。針對以上要求，傳統的國家與社會關繫理論、法團主義理論等都難具有解釋力，需要建立新的合作理論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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