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收錄的論文，盡管視角有別，題目各異，但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作者們對經典研究諸層面的思考。

陰陽學說對《毛傳》解《詩》的影響
“九齡風度”與張九齡的經典化
杜甫草堂詩的繪畫呈現——以“柴門送客”與“江深草閣”為中心
崔徽事跡的文學呈現及其演變
宋太宗朝士大夫文化人格、精神風貌以及
詩歌創作的新因素
略論田錫對文學經典的傳承和士人精神的塑造
論王禹傅駢文的“古意”與“獨步”——兼談對宋初“五代派”的再認識
論柳永、周邦彥羈旅詞的時空結構
由《孫子兵法》注家身份淺析梅堯臣
洛陽少年與少年洛陽：梅堯臣、歐陽修西京
書寫的歷時考察
不斷被講述的“進奏院獄”
論歐陽修之不朽觀及其對人生實踐的影響
刷盡文章色相的詩心雅韻=——論蘇軾黃州文
蘇軾詩中的自嘲：舉重若輕的自我表達
朝鮮文人重演“赤壁船遊”考論
中國古代自傳文學在北宋政治語境下的變異——以蘇轍《潁濱遺老傳》為例
張耒詩典範化的啟示
論周邦彥詞中的“倦客”形像
市聲：範成大詩歌聲音描寫的新開拓
“因地興感”與“以詩紀行”——以誠齋詩為中心談宦遊對宋代人文景觀與詩歌觀念的影響
楊萬裡《錦繡策》考
由私人空間到公共話題的文學途徑：《雪巢記》與雪巢書寫
王安石詩李壁注引朱熹說小考
真德秀文章選本體例的變革及深層誘因
張樞倚聲改字考論
地方祠祀規範化背景中的文人化寫作——宋代祠祀樂歌研究
論古典詩學中的“事境說”
《豆棚閑話》與話本小說的革新
基督教小說在近代韓國的歷史演進

《弦誦集》：
首先，《新唐書》沿用了《舊唐書》對張九齡幼聰敏而善屬文、恪盡諫臣之責、受知於張說而不徇私、進《金鋻錄》、勸斬安祿山等事的記載，初步樹立起一個躬行直道的賢臣形像。
其次，《新唐書》增補了張九齡關於選士的大段議論，並詳述了諫用牛仙客事與安太子瑛事。在《舊唐書》中隻字未提的張九齡關於選士的思考，《新唐書》則以大量篇幅加以載錄。在這一問題上，張九齡不僅對“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的選纔方式提出反思，認為這造成“賢人遺逸”，實為“明代之闕政”；尤其強調用人當“第其高下”，如此，天下之士纔會注重自身修為，不妄求干謁。張九齡指出，“古之選士，唯取稱職，是以士修素行而不為僥幸，奸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下則“不正其本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贏千百刀筆之人，溺於文墨，巧史猾徒，緣奸而奮”，對於當時選士不重修身而為奸猾投機者大開方便之門深為不滿。
德纔並重本是漢代“獨尊儒術”以來選士的基本標準，然自漢至唐，其間多歷變動，儒學中衰，選士之法亦多變，張九齡對修身的重視，正體現了在科舉取士的制度下，以儒為本的文士不唯重纔、尤重德行之思想。事實上，張九齡諫用牛仙客也正是其選士思想的體現。《舊唐書》稱：“李林甫自無學術，以九齡文行為上所知，心頗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齡屢言不可，帝不悅。”這段記載頗易引人誤解，似乎張九齡諫用牛仙客是出於他與李林甫政治鬥爭的私心，而牛氏成為這種爭鬥的犧牲品。而從《新唐書》對這一事件的詳細敘述中可以看出，其中確實有著張、李不兩立的政治鬥爭的因素，但張九齡的反對重用牛仙客，並非意氣用事，他對尚書一職“德望”的強調、對牛仙客“目不知書”的鄙夷，正體現著以“文學”為安身立命之所的張九齡，所重者乃文纔與修身，故對出身使典胥吏的李、牛之流不學無術、無纔無品深表反感。在《新唐書·牛仙客傳》中，作者稱其“為相謹身無它，與時沉浮，唯唯恭願”；並引高力士之語日：“仙客本胥吏，非宰相器。”對仙客無相纔的批評，也正間接體現出對九齡的一種認可。蘇軾更以九齡不用牛仙客事論及士大夫之“名節”，極力稱譽九齡能“守正不回”。
……

關於經典的研究，是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重中之重。何謂文學經典？一般而言，《詩經》《楚辭》“四大名著”等我們耳熟能詳的作品便是經典，但從學理來說則遠不止這麼簡單。文學經典，意味著文學形態的典範性、文學影響的廣泛性以及文學魅力的持久性。經典可以是具體的作家作品，也可以是一種主題、一種意像乃至一種書寫的範式。經典既非一開始就有的，也並非一成不變的。哪些文學作品或文學現像屬於經典？經典有無明晰的邊界？經典如何形成？經典又如何演變？……與經典相關的種種問題，可以說牽連著古代文學的整體脈絡，必須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思索，並在文學發展的歷史語境中作動態的考察，纔有可能真正深入文學經典的內部，也纔能對古典文學以至傳統文化的神髓有透徹的理解，進而實現傳統文化的延續、弘揚及當代轉化。
因此，理想的文學經典研究，應包括這樣幾個層面：第一層面，對既有文學經典的重新解讀。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想和眼光，立足我們所處的時代來重讀經典，必然能看到與前人眼中不同的風景，進而從新的角度開掘經典的豐厚內蘊。第二層面，對經典化過程的考察，也就是思考經典生成的原因、路徑與機制。很少有作品甫一誕生便為經典，經典的生成總有一個歷史過程，且這一過程常常是曲折復雜的。對經典化過程的考察需要精研作品自身的形態與內蘊，更需要探究後人對作品的解釋方式，以及形成特定解釋的歷史文化因素。第三層面，是對新經典的發現與塑造。既然經典不是凝固不變的，那麼應新時代的需要而從古代文學中提取資源，發掘新的經典，進而拓展文學經典的邊界，也是經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本書收錄的論文，盡管視角有別，題目各異，但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作者們對經典研究諸層面的思考。
不少論文屬於經典研究的第一層面。作者們以新的眼光，對歐陽修、梅堯臣、蘇軾、楊萬裡等一批經典作家展開了視角獨特的觀照，提出了不少頗具新意的觀點。張蘊爽的《由（孫子兵法）注家身份淺析梅堯臣》，從梅堯臣《孫子》注家這一較少為人所注意的身份J入，分析其知識結構、熱衷論兵的心理及相關詩歌表達，從而為理解梅堯臣的詩歌藝術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王啟瑋的《洛陽少年與少年洛陽：梅堯臣、歐陽修西京書寫的歷時考察》則聚焦城市書寫，認為梅、歐的洛陽書寫是一個典範性的城市書寫現像，體現著城市與文人間的互動，從而對梅、歐二人的文學創作進行了更為深入的解析。寧雯的《蘇軾詩中的自嘲：舉重若輕的自我表達》關注蘇軾詩中頻頻可見的自嘲，認為這種含有戲謔意味的自我表達，不僅體現了詩人對自我的獨特認知，亦傳達著詩人幽微的人生體驗，從而豐富了關於蘇軾個體的認識。嶽娜的《“因地興感”與“以詩紀行”——以誠齋詩為中心談宦遊對宋代人文景觀與詩歌觀念的影響》則在宦遊背景下考察楊萬裡詩歌，認為因“宦”而“遊”的特殊性，影響了楊萬裡看待風物的眼光和詩歌寫作的姿態，而楊萬裡的吟詠也在塑造並影響著後人對一方風物的觀照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