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6：東方文學學科之起步（以北京師範大學為中心）》記述1958年北京師範大學在全國大學中交繫（文學院）率先創立東方文學學科（包括編寫教學大綱和講義）的過程，並用今天的眼光審視這個過程及其結果。與21世紀編寫的同類教材進行比較，論證當年所取得的成績及其不足之處，以便從巾汲取經驗和教訓。

何乃英，男，1935年生於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曾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東方文學研究會會長。長期從事東方文學和日本文學教學、研究工作。
發表論文160餘篇，譯文17篇，出版著作50餘部（其中自己編著17部，主編4部，二人合編2部，其餘多人合作編著），譯著10餘部。主要著作有《新編簡明東方文學》《川端康成小說藝術論》《夏日漱石和他的小說》《泰戈爾：東西融合的藝術家》（以上為自己編著），《東方文學概論》（主編）等。

前言

第一章 關於《東方文學教學大綱》
第一節 教學大綱的"說明
第二節 東方文學的"緒言
第三節 朝鮮文學
第四節 越南文學
第五節 蒙古文學
第六節 印度文學
第七節 阿拉伯文學
第八節 日本文學
第九節 土耳其文學
第十節 對於《大綱》的整體評價

第二章 從《大綱》到《講義》
第一節 在北京大學聽課的收獲
第二節 穆木天和彭慧譯文的作用
第三節 其他方面的參考資料

第三章 關於《東方文學講義》（上）
第一節 東方文學的地位
第二節 東方文學的特征
第三節 東方文學的意義
第四節 東方文學的分期
第五節 東方文學的分類
第六節 東方文學的古今比例

第四章 關於《東方文學講義》（中）
第一節 東方文學的內容——印度文學（一）
第二節 東方文學的內容——印度文學（二）
第三節 東方文學的內容——阿拉伯文學

第五章 關於《東方文學講義》（下）
第一節 東方文學的內容——伊朗文學
第二節 東方文學的內容——日本文學
第三節 東方文學的內容——其他國家和地區文學

第六章 結語

後記

《1958-1966：東方文學學科之起步（以北京師範大學為中心）》：
二是“本著黨的‘厚今薄古’的方針”。1958年3月10日，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陳伯達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發表了一個講話，題為“厚今薄古，邊干邊學”。他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社會科學研究工作的主要缺點是“言必稱三代”的煩瑣主義學風相當盛行。有些人對於當前現實生活中的問題似乎不感興趣，很少去研究，而對於過去的事情，幾千年前的東西，討論得津津有味。他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想逃避現實，脫離實際，脫離社會生活的表現。他強調學術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研究新時代的新問題。陳伯達的講話在當時的社會科學領域引發了一場關於如何對待“古”“今”問題的大討論。有的主張“厚今薄古”，有的主張“厚今厚古”，有的主張“略古詳今”，有的主張“博古通今”，有的主張“古今分家”，等等。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報》以“‘厚今薄古’論戰勝‘厚古薄今’論”為題總結了這場討論。文章認為：辯論中出現了十多種不同觀點，但從實際上看隻有“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兩派；然後指出：社會科學工作者集中力量於古代歷史和古代作品的研究和教學，長期和古人為伍，加上立場觀點不夠正確，分析批判不夠充分，很容易引導人們留戀過去，懷古鄙今，逃避當前偉大的革命鬥爭和生產鬥爭，在現實生活中和學術研究中迷失方向；“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的鬥爭是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裡兩條道路的鬥爭。從此以後，“厚今薄古”便成為黨的方針。對於這個方針，當時不少人簡單地理解為古今分量和比例的問題，即在工作中少研究古代的，多研究現代的；在教材裡少寫古代的，多寫現代的；在課堂上少講古代的，多講現代的。《東方文學教學大綱》恰逢此時問世，自然會以“厚今薄古”為指導方針，並且由於不少編寫者也持有類似的簡單化的理解，所以在編寫《大綱》時便盡力壓縮古代文學，盡力擴展現代文學。加之東方文學從來就沒有寫成過歷史，尤其缺乏古代文學的材料，於是便形成了古代文學內容過少，現代文學內容過多，古今比例嚴重失衡的局面。
三是“著重講現代無產階級文學和東方各國的現代進步文學”。這裡所謂“著重講現代無產階級文學”，應該既包括西方現代無產階級文學，也包括東方現代無產階級文學；所謂“東方各國的現代進步文學”，應該是指東方無產階級文學以外的進步文學。這種提法顯然有片面之嫌，上文已經有所論述。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考慮如下問題：評價文學作品應當既注重思想性，也注重藝術性；既注重思想內容，也注重藝術形式；二者必須兼顧，不能隻顧其一，不顧其二。更何況所謂思想性和思想內容也不僅是指文學作品的思想傾向性和階級屬性，還包括文學作品反映生活的廣度和深度。而以著重講無產階級文學和現代進步文學為原則之一，往往就會忽視其他許多不屬於這個範疇的文學，往往就會忽視從古代到近代許多優秀的作家作品，往往就不能全面地認識文學發展的面貌，往往就會不適當地抬高所謂無產階級文學和進步文學的地位，而貶低其他文學的地位。另外，重視東方文學當然是正確的，但東方文學同樣既包括古典文學，又包括現代文學；既包括無產階級文學，又包括非無產階級文學；既包括進步文學，又包括其他文學，不能片面強調其中一部分，而忽視另一部分。
四是“特別是關於阿拉伯文學部分，結合目前國際形勢的發展，更有增訂的必要”。這裡之所以特別提出阿拉伯文學，固然是由於這個部分內容不夠充實，但更重要的是由於當時正是阿拉伯各國掀起反對殖民主義壓迫、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時期，所以提出必須增加這個方面的內容。這是編寫者思想觀點的體現。
……

作為我國大學中文繫（文學院）的一個新學科——“東方文學學科”，是從1958年開始邁出第一步的。
提起1958年，眾所周知，那是新中國歷史上頗有名氣的一年。因為這一年是與“大躍進”運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當時“大躍進”運動的口號是“鼓足干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作為這個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全國各大學裡還有“教育大革命”運動，北京師範大學當然也不例外。為什麼要在這裡特別提到“教育大革命”運動呢？因為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繫，“東方文學學科”就是在這個運動裡誕生的。當時，外國文學教研組黨支部提出，外國文學教學的主要問題是“三有三無”，即有西（西方文學）無東（東方文學），有古（古代文學）無今（現代文學），有資（資產階級）無無（無產階級）。其中有資無無的提法未必妥當，但前兩者確實是問題，觸及要害。為了改變這種現狀，確定改革的重點在於創立東方文學和現代無產階級文學。中文繫黨總支同意這個意見，於是便發動群眾，組織力量，成立幾個小組開展工作，名之日“攻堅戰”。
的確，在此之前，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繫的外國文學課程隻講西方文學（包括歐美文學和俄羅斯蘇聯文學兩部分），不講東方文學；而且據我所知，其實不僅北京師範大學如此，全國各大學中文繫的外國文學課程也都是如此。在“教育大革命”運動中，人們認識到這種狀況是不合適的。因為所謂外國文學，顧名思義是指中國以外的文學，當然應該包括中國以外世界各國的文學，既包括西方國家的文學，也包括東方國家的文學。更何況中國本身就處於世界的東方，屬於東方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文學也屬於東方文學的範疇；而且當時東方許多國家，主要是亞洲和非洲的國家，正在掀起轟轟烈烈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不把東方文學作為外國文學的一部分在課堂上講授呢？這是當時我們共同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