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我國“三農”問題論文選集》從歷史和比較的角度對改革開放40年我國“三農”問題的戰略、政策措施、主要經驗教訓作了全面、繫統、客觀地闡釋，內容翔實、文字通俗，是“三農”科研工作者、大學師生和政府決策者的學術參考文獻。

吳崚，福建省福州市人，原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中國農村經濟》雜志編審，編輯部主任、副主編。研究方向為農村經濟社會改革與發展、農村自然資源合理開發與利用、農村環境保護治理及生態農業。

經濟、社會轉型期“三農”問題縱橫談
試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若干問題
我國耕地現狀·發展預測·開發潛力
水資源危機與節水高效型農業
對調整我國農業結構的一些看法
對加快發展我國畜牧業的幾點看法
發揮國有農墾企業的示範帶動作用
鄉鎮管理體制改革與轉型
運用經濟規律發展大豆生產
近期無慮長期堪憂——河北省糧食生產面臨的問題與對策思路
廣東省外向型農業考察
因地制宜循序漸進一一華容縣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查
正確把握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環境協調發展——對河北省沽源、察北牧場的考察與思考
臺灣農業經濟概況與發展趨勢分析
一種適應“貿工農”型生產結構的經濟聯合體——漳浦縣花果中心和水產開發中心評介
瑞典的農業結構與農村發展

《改革開放40年我國“三農”問題論文選集》：
五 深化和鞏固鄉鎮機構改革成果，必須與國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互動配合，統籌進行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鄉鎮機構經歷多次調整改革，但效果都不明顯，其中原因比較復雜，除了改革目標不夠明確之外，與側重於調整規模、減機構、減人，而對轉變職能、規範運行機制重視不夠有很大關繫。而這些問題單靠鄉鎮政府自身很難解決，必須與國家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上下互動，緊密結合，統籌進行，纔能取得較好效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行政管理體制雖也經過多次改革調整，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若按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建立決策科學、權責對等、分工合理、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的要求來衡量，則仍有較大的差距。據有關資料顯示，現在全國財政供養人員和總人口的比例是1：28，全國每年行政管理費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高達19%，而1978年僅為4.7%。上層建築龐大臃腫，層次多，部門多，人員多是普遍的現像。全國有五級政權，過去地區一級是省的派出機構，不是一級政權，改革開放以後，許多地方地改市後，變為一級政權，成立了人大、政協組織，但據基層干部反映，地區（市）級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開會、發文件、檢查評比，對於縣鄉發展沒有實質性的作用，完全可以撤銷。中央和省級機構精簡調整後，許多部（廳）、局、委、辦改為公司、協會等，機構是精簡了，但人員並沒有減少，一些改為公司、協會的“準政府”部門仍擁有較強的行政職能，老百姓稱這些“官辦”的公司、協會是“戴市場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業的轎子，收企業的票子，供官員兼職的位子”，極富嘲諷批評的意味。縣鄉兩級是最接近農村基層的政府，理應精兵簡政，貼近群眾，但也是機構臃腫，人滿為患。以河北省為例，1995-2003年財政供養人員從157萬增至219萬，8年增加了52萬，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縣的人口。“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個省的財政供養人員與總人口的比例是1：62，1995年是1：42，2003年是1：30，增加的人員主要集中在縣鄉兩級，全省219萬財政供養人員，縣、鄉占167萬，比例為76.3%（趙樹凱，2004）。我們在河北易縣調查，這個隻有56萬人口的縣，卻擁有5個領導班子，24個行政局，5個事業局，8個黨委部、委、辦，7個群眾團體。全縣干部編制479人，目前還超編60-70人。這麼龐大的上層建築，對現在還很脆弱的經濟基礎無疑是難以承受的。
除了機構、人員問題外，各級政府的權責界定，干部的思想作風，問責制度，考核標準，對村級管理等是否科學合理，都對機制的運行是否順暢有著重要的影響。機構精簡了，人員減少了，但並不等於職能就轉變了，效能就提高了。現在基層干部最憂心和反感的問題是“會議多，文件多，彙報多，檢查多，接待多”，“長年累月忙於應付，感到忙得沒有頭緒”。因此，進一步深化和鞏固鄉鎮機構改革成果，必須與整個政府體制改革聯繫起來通盤考量運作。但限於本文研究範圍，隻能從縣、鄉兩級的改革與轉型談些看法和建議。
（一）鄉鎮職能轉變要將概括性.原則性的說法轉變為具體可操作的措施，明確權責，界定活動範圍
凡是法律、法規明確規定由縣級政府或者縣級以上政府承擔的事，就不要轉嫁給鄉鎮政府。例如，公安、司法、工商、稅務管理等部門的人員安排和經費使用屬於條條管轄，鄉鎮政府就不承擔相關責任。
農村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醫療事業，稅費改革以後，人員和經費也劃歸縣職能部門管轄，鄉鎮政府隻是從組織動員生員和參保條件等方面提供協助，也不承擔具體領導責任。
……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強，人心定、社會安”，這是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違背不得，違背了就要走彎路，喫苦頭。
新中國成立七十年，前三十年由於黨的主要領導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長期性認識不足，認為短期內即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從而在政策、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在所有制結構上急於求純。人民公社運動從1958年7月開始發展，8月普遍規劃、試辦，10月1日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公社化。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規模大，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高），“政社合一，多級管理”，既是生產組織，又是農村基層政權，在公社範圍內統一生產、統一勞動、統一核算、統一分配，搞“一平二調”，政社不分、以黨代社、以政代社。公社實行分級管理，即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管理，公社、大隊兩級不直接從事生產經營，成了脫離生產的行政機構，有權者無責、有責者無權，生活上實行公共食堂，喫“大鍋飯”。人民公社實行不久就陷入深層危機。後經“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由於總的架構沒有改變，也就很難取得實際效果。人民公社從它成立到1982年正式取消，沿襲24年之久，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沒有提高，有些方面還有所下降，從喫的方面看，糧食人均消費量1976年為380.56斤，比1956年的408.58斤還減少了28.02斤。從穿的方面看，各種布的人均消費量1976年為23.55尺，比最高的1959年還減少5.62尺。由此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30年由於實行“左”的政策，對“三農”及全國人民危害之深是可想而知的。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首先從農村突破，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廢除人民公社，提高農產品價格，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創造以工補農、以工建農、以工促農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道路的典範。2006年，在經過多年的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基礎上在全國範圍內全面取消了農業稅，終結了中國延綿了2600多年種地交“皇糧國稅”的歷史。
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經濟、社會環境、多發頻發的自然災害，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始終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出臺了一繫列強農、惠農、富農的政策措施，開創了農業生產連年豐收，農民生活顯著改善，農村社會和諧穩定的新局面。
這本“三農”問題選集就是我在改革開放40年中所寫的論文、調查報告和述評以及國外考察的彙編，從另一個側面反映改革開放的重大成就和問題啟示。研究過程得到有關領導和專家學者的指導幫助，河北省農業廳原常務副廳長李明同志多次參加河北省的調查研究，農業部外事司原司長朱丕榮、國家林業局教授級高級工程師邱守思提供了大量典型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離退休黨支部康淑君、瀋翠華同志也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並表示衷心感謝！由於本人學識粗淺，退休日久，對當前迅速發展的形勢認識差距甚遠，文中不當之處，希望大家多加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