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明探索》為歐洲文明史、經濟—社會史領域的專題研究，內容涉及歐洲文明的起源與觀念、發展與權利、生活與習俗、衝突與和平四個專題，整體上兼容了理論性和實證性著述。西歐文明5世紀，初步成型於11～15世紀，源於古代日耳曼傳統、古典希臘羅馬文明和基督教不同質的文化。經過幾個世紀的發展，在一定社會條件下，三要素熔為一爐，逐漸生成西歐文明的雛形。西歐文明是次生的、混合的文明，其創生過程也是不同文明的融合和嬗變過程；16世紀後衍生為資本主義文明，後者表現了不凡的創造力；源於中世紀的政治和法律觀念、近代以來的商業擴張、工業革命、公民社會等形成了其鮮明的現代性特征。

《歐洲文明探索》以經濟社會史學科為視角，集結了歐洲文明史的專題研究論文，內容涉及歐洲文明起源與觀念、發展與權利、生活與習俗、衝突與和平，兼具理論性探索和實證性分析。西方文明即歷史上的歐洲文明，是與古典文明不同質的文明。誠然，它從古典文明中吸取“靈感”，然而日耳曼人為主體的西歐諸民族，以及經過中世紀過濾的日耳曼文化和基督教，無疑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西方文明誕生於中世紀，數個世紀後歐洲實現現代化，然而其文明的基本規則在中世紀中期既已確立。

侯建新，天津師範大學資深教授，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歐洲文明研究院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五屆、六屆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現任第七屆世界史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國世界中世紀史學會會長，南京大學特聘教授，《經濟社會史評論》雜志主編等。主要研究領域：英國經濟社會史和歐洲文明研究，以及中外現代化比較研究等，著有《社會轉型時期的西歐與中國》等，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

起源與觀念
抵抗權：歐洲封建主義的歷史遺產
中世紀晚期德意志帝國改革與民族國家構建
中世紀西歐法律觀念下的王權
論歐洲政治思想的猶太來源
基督教與近代西歐私人財產權利觀念的形成
近代早期歐洲文明重建與史學再造
比較文明視角下的歐洲與中東：同源性與異質化的歷史考察

發展與權利
外來移民與外國商人：英國崛起的外來因素
13世紀世界貿易體繫及其維護機制
中世紀英國維蘭土地權利考察
15-16世紀英國契約租地的興起及影響
英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與城市化：歷史、經驗及教訓
英國議會圈地投資中的個人權利

生活與習俗
英國中世紀晚期普通民眾的贍養習俗
中世紀晚期英格蘭市民資格的變革與社會流動
19世紀末以前英國基礎教育教師收入初探
德國傳教士湯若望與東亞國家文化交流——以湯若望北京之行與朝鮮世子的交往為中心
11世紀拜占庭帝國的歷史書寫轉型探析——以鄒伊和塞奧多拉的“紫衣女性”形像為例

衝突與和平
我們為什麼對德宣戰——對一戰期間英國反德宣傳策略的分析
十月革命視域下蘇（俄）遠東蘇維埃政權建立
二戰以來聯邦德國鄉村地區的發展與演變
第一次石油危機與東歐劇變——以波蘭為例

《歐洲文明探索》：
神學家的工作主要從思想方面對神權政治進行了理論上的建構，然而對掌握“神權”的主教們而言則是把神權政治理念運用於實踐之中。當然，神權的擴大並非易事，因它面臨的是強大的王權，王權是其擴張所面臨的一大障礙，同時它還必須要有廣泛而雄厚的信徒基礎。當日耳曼人主體皈依基督教後，主教們又面臨著教會的分裂問題。因而，雖然在西羅馬的覆亡後，再也沒有皇帝的影子遮蓋羅馬主教的身軀，羅馬主教變成西方最重要的人物，但羅馬主教也隻是增進了教權。盡管他們是上帝的人間代表，但此時的羅馬教廷實際上一直依賴於法蘭克君主的庇護，並沒有與王權抗爭的能力和與其叫板的實力。中世紀前期發生的諸多事件表明，教皇需要強有力諸侯的保護。如在教皇的祝福下，英格蘭傳教士卜尼法斯在751年為矮子丕平加冕成為法蘭克國王，三年後，教皇穿越阿爾卑斯山，按照舊約的方式，膏抹丕平為上帝所揀選的國王，②矮子丕平的政變由此披上了神聖的外衣。教皇此舉的重要原因是需要一位堅強有力的保護人，而矮子丕平就是這樣的人。後來丕平投桃報李，在756年他正式把拉韋納領土贈給教皇，即“丕平獻土800年，這一幕又再度上演，主角不再是丕平而是查理曼，查理曼“將自己謙卑地獻給上帝”，他“早已將自己視為由上帝任命的新大衛王，並以聖奧古斯丁的寶鋻作為指導”。③這些都是法蘭克君主制不斷向神權政治方向發展的標志性事件，同時，教廷也不斷向教皇凱撒制演變。在此過程中，西歐封建領主和國王控制了教會人員的任命和就職，即授任聖職權為世俗勢力所掌握。但作為上帝的代理人，教皇顯然不願安於現狀。他一方面借助《聖經》從中找出有利於自己的“依據”，《聖經》中多次表達這樣的觀點：最高權力來自上帝；另一方面10世紀初克呂尼重整本尼迪克會①為起點，教會開始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復興運動。克呂尼等改革家們大體完成了把整個教會從世俗控制中擺脫出來並使之順服於教皇權威的目標，約有300家克呂尼修道院從世俗控制中解放出來。1059年，教皇制自身通過創建紅衣主教團也從世俗干預中擺脫出來，此後由紅衣主教團選出教皇。②這場教皇制改革的策劃者是一位名叫希爾德布蘭德的總執事。1073年，他被推選為教皇即格裡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任），他上臺後不久，他采取一繫列強化教權的措施，如擬定了《教皇敕令》，宣稱羅馬教會完全為上帝所建立，教皇是西歐最高統治者且有權廢除皇帝；他又完善教階制度，編撰教會法典，並以宗教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教會的聖職授予權和對教士的最高司法權；正式禁止世俗干預聖職任職等。通過這些措施，羅馬教皇建立起對西歐的大一統神權，“全歐羅馬教會成為最早的近代國家”。③這個國家顯然是一個神權國家，居於最高地位是上帝的代理人——教皇。在英諾森三世（1198-1216）在位時，教廷神權達到鼎盛。他不僅有權掌握最高宗教權力，甚至有權廢除世俗國王。顯然，格裡高利七世、英諾森三世的神權理念源自以奧古斯丁的神權思想，而奧古斯丁無疑植根於《舊約》中，由此又回到猶太神權政治理念那裡。他們強調的主教作為上帝代理人的角色，基本等同於猶太神權政治中的摩西、大祭司的角色，他們頒布法律、解釋法律、審判案件、廢除國王、定立聖職等。
……

在中國數千年文明史中，歷史學一直享有特殊地位，因為它具有堅守正義，秉筆直書，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以史為鋻，可以知興替”，所謂“史”，一些情況下是親身經歷或口耳相傳的口述史；更多情況下是史家記載下來的文字“歷史”，也就是有記載有分析、人們閱讀後希冀有所得的史學作品。在中華民族長期的生活實踐中，人們保持著一份對歷史學的尊敬，在一定意義上出於對歷史記載者的信任，信任他的良知及功力。今天，對歷史學的需求有增無減。不僅有本國歷史，還有他國歷史，世界歷史。不但國家的治理依然需要從歷史學中獲取經驗，而且幾乎每一個企業，每一個社會組織，甚至每一個希望有所成就的人，客觀上都有著對歷史學的需求，也就是說，歷史學的服務對像，已經從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主要是政府，擴展到了整個社會。人們從歷史獲得啟迪和靈感，也獲得心理歸宿。顯然，時下歷史學仍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與功能，並且對史學工作者提出更高的標準。
有鋻於此，史學研究者和史學教師必須對歷史心懷虔敬，必須有道德堅守，既要表達歷史學的時代性，愈要守護歷史學的歷史性，即作為一門嚴謹的入文學科自身固有的專業規則，強調科學嚴謹的治學態度，決不人雲亦雲。然而這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過去，我國史學界曾經長期受到“以論帶史”（或“以論代史”）研究模式的影響，以原則為先導，先確定一個“正確的觀點”，然後漫無邊際地選擇“史例”，甚至不惜“剪裁”史料，以證明自己的觀點，到後來也弄不清哪一種描述是事實真相了，史學失去了自身的面貌，失去了尊嚴。一些西方學者，例如某些後現代史學學者，為了追求自己預定的觀念或“模式”，同樣出現損害或虛無歷史事實的問題。列奧·施特勞斯被認為是20世紀頗有深度的思想家，曾經對西方近代以來“政治的哲學化”和“哲學的政治化”兩種傾向提出批評。其實，同樣存在史學政治化的現像。在那樣的情況下，歷史研究不是從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歷史事實本身出發，而是讓史料成為人為“模式”或“哲學圖式”的填充物和證明物，於是，歷史被概念化、簡單化，乃至標簽化，史學本身的地位被極大地矮化了。這是極其有害的。
依憑證據說話是歷史學的根本屬性，失去真實，史學也就失去生命。對於史學工作者而言，追求真理與追求歷史知識的準確性、真實性具有同等價值。史實失真，何以問道？失真的史實，勢必導致扭曲的認知，假設限於書齋論道，不過自生自滅罷了；要是作為規範的歷史知識傳播給國民，客觀上已是欺騙；倘若不期然而然地形成對國計民生的誤導時，便是一場災難！歷史學離我們很近。所以，對歷史應當心存敬畏，史學工作者應謹遵職業操守，維護史學尊嚴，承擔起這份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歐洲文明探索》是歐洲文明研究院部分同仁的論文集結。天津師範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成立於2010年，2014年批準為實體研究機構，是獨立的二級學院。除科研工作外，還承擔本校世界史學科博士、碩士研究生培養和學位授予職責，參加“世界史一外語雙學位實驗班”教學以及世界史本科教學，以及主辦專業學術期刊《經濟社會史評論》。2012年我們承擔了國家重大招標項目“歐洲文明進程研究”，以歐洲文明研究院為平臺，聯合國內外12家高校和科研機構的教授組成課題組，現已結項，最終成果《歐洲文明進程》（十七卷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本書的部分文章是這個項目的階段性成果。該書出版過程中，歐洲文明研究院徐濱教授以及陳太寶博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張湉女士等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在此一並表示誠摯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