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大國關繫”概念的提出具有很強的時代性，代表了今天中國領導人從理論上、觀念上、戰略上規範和引導中美關繫的新的緊迫感和責任感。和1979年1月中美建交時代相比，中國變了、美國變了，中美關繫也必須隨著自身狀況、時代環境、特別是彼此實力地位和力量對比的變化而變化。作為今天國際體繫中的“老大”和“老二”，美中關繫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最復雜，但又是最重要的雙邊關繫。21世紀世界的和平、穩定和繁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美關繫究竟能夠演變成為什麼樣的大國關繫。中美兩國究竟是重復國際關繫歷史上的霸權爭奪戰爭（因為“安全困境”的作用而必然引發衝突）還是能夠在競爭與合作中保持關繫的基本穩定與協調的態勢，進而能夠走出大國關繫的新路子，這不僅事關中美兩國的未來和人民的福祉，更將決定21世紀的世界能否避免遭受大國戰爭蹂躪的關鍵。
無論是從國際關繫理論，還是從國際關繫歷史來說，中美關繫作為世界上最有國際體繫影響力的關繫，其本質都是必然充滿競爭、防範、甚至戰略性爭議的關繫，是國際關繫中最具有全局性意義的“崛起大國”與“主導大國”之間的關繫。悲觀論者會認為中美關繫將難以避免地重復歷史上大國惡鬥的悲劇，因為這是國際政治的本質，中美關繫的基本性質是國際體繫的無政府狀態和兩國都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優越感所決定的。美國的優越感來自於美國的現代史和美國成長的政治文化，“天定美國”注定了美國要成為世界的領袖。而中國的優越感來自於中國的古代史。中國曾經有過的“漢唐盛世”以及中華文明曾經以“天下觀”為代表的中心主義權力哲學，也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中國未來的發展並不甘心隻是在美國霸權的陰影中成長。“新型大國關繫”的歷史性意義就在於：當中國變了，世界變了，中美關繫變了，中美兩國都不再能夠用以前的老套路、老觀念、老做法來處理中美關繫。未來中美關繫的穩定和發展，需要兩國領導人不僅要有前瞻性的思維，努力管控爭議和分歧，更重要的是，需要為兩國關繫建立新的觀念、新的政策框架，盡可能地面對中美關繫競爭一面擴大的同時，引導兩國合作、共存和雙贏的關繫前景，並能不斷為培育和增強這樣的前景凝聚和建設盡可能廣泛與牢固的國內共識。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美新型大國關繫”是一種新的、更具時代感和迫切性的政治努力，代表著從觀念和理論上規範、引導中美關繫的政治責任感。習近平主席在2012年3月訪問美國的時候，就特別強調要“管控中美爭議”。中美關繫今天的一個新特點就是，兩國關繫中合作的一面在擴大，但競爭的一面也在不斷深化。中美合作過程不可能替代、甚至也難以削弱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競爭；但中美兩國的競爭更需要不能妨害和破壞兩國之間有可能進行的全球議題、區域安全議題和雙邊關繫議題上的互利合作。事實上，當中美競爭的一面在增強、合作的欲望與前景也在擴大的時候，如何避免中美關繫的競爭性影響和妨礙中美關繫中應該努力發展的合作空間？與此同時，合作一面究竟應該如何深化和擴大，纔能有助於降低彼此之間的戰略互疑，並為疏導和管控中美戰略競爭提供建設性的力量？這些問題，都是今天中美兩國交往中必須認真思考和對待的重大話題。“新型大國關繫”的提出，就在於提醒兩國的政治領導人、政策精英和社會力量，中美關繫需要求新、求變。
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繫”也是中國對美國的一種戰略上的“再保證”。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外交一再強調和平崛起、強調中國一定不會稱霸或者爭霸。但和平崛起的外交方針走到今天，隨著中國體量的增大、中國國家安全利益的多樣化以及中國在領土和主權爭議問題上的矛盾上升，中國對外關繫的復雜性和所面臨問題的尖銳化都在上升。例如東海釣魚島爭議以及中日關繫的持續惡化，都必然涉及中美關繫。中國與美日同盟在釣魚島問題上博弈的強度，是冷戰以來所沒有過的。美國國務卿2014年2月出訪韓國、中國和東南亞國家，臨行前高調宣布美國將“保衛日本”免遭在釣魚島受到攻擊。2014年2月5日，美國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拉塞爾在國會聽證會上公開質疑中國在南海的“九段線”，指責中國在南海的行動越來越“咄咄逼人”，要求中國“澄清”九段線的性質和權益要求。美國這種在南海主權爭議問題上公開力挺越南和菲律賓、拉偏架的行為，中國當然予以了嚴厲駁斥。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中國力量的增強、特別是中國海軍建設的加速，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戒備也在日益深化。擔心中國和美國爭奪東亞影響力、擔心中國想要把美國擠出西太平洋的看法在美國政府和智庫中正在成為主流。美國對華安全政策的基調，這兩年正在發生明顯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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