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社會的有序整合是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前提與基礎。由於有自生性的社會組織和制度，這在傳統社會基本上不成問題。但在社會變遷的背景下，我國部分基層地區出現了較多的不和諧因素，這就需要我們從傳統社會中尋求借鋻與幫助。海南杞方言黎族支繫的合畝制村落中就保留著比較多村落整合的傳統因素。雖然合畝制等傳統社會政治組織形式已不復存在，但是其基層社會的傳統整合因素卻保留了下來。這種傳統性既體現在村落內部，亦表現在村際之間。該地區村際間的緊密聯繫與整合值得其它地區研究和借鋻。
《村際關繫與地域社會的整合：基於三個黎族村落的調查》主要使用田野調查資料和文獻資料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海南杞方言黎族基層社會的傳統及其現代遺存，尤其注重發現村際間緊密交往的傳統及其形成機制。通過研究，作者認為，杞方言黎族地區的社會變遷是形式而非本質，即傳統村際交往和整合形式發生了變化，但傳統性本身還有極大的保留，尤其表現在對交往主體價值層面的關懷。村際間的緊密交往與本地區的歷史傳統與習慣有關。正是由於傳統的“共同在場感”形成機制一如既往地保留了下來，基層地域社會的團結和整合就有了可能。基層地域社會整合所賴以形成的該種機制對其它地區具有借鋻意義。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研究的緣起與意義
一 研究緣起
二 研究意義
第二節 文獻綜述
一 超越村莊層次的幾種經典研究
二 “村莊範式”在當前學術研究中的體現
三 地域社會及共同體理論研究
第三節 理論觀照、研究思路與方法
一 理論觀照
二 研究思路
三 研究方法
第四節 研究內容與創新
一 主要內容
二 研究創新
第五節 相關概念界定
一 社會整合
二 村落聯盟與準村落聯盟
三 合畝制
第六節 田野調查經歷

第二章 走近三個黎村
第一節 自然與人文生境
一 自然生境
二 人文生境
第二節 行政區劃變遷
第三節 三個黎村概況
一 同飲一溪水的同姓之村：南門村和什守村
二 曾共耕一片地的親戚之村：南打村

第三章 傳統村際關繫
第一節 村際間的社會與政治組織
一 “峒”組織：黎族歷史上的村落聯盟
二 村落之間的聯盟以及峒之間的聯繫
第二節 村莊內的社會與政治組織
一 超越經濟意義的傳統組織：合畝及合畝制度
二 合畝制在村落聯盟中的作用

第四章 現代村際關繫
第一節 村際關繫形式上的變遷
一 改革開放之前：較為封閉的村際關繫
二 改革開放之後：融素的村際聯繫
三 變遷發生的原因
第二節 村落生活中不變的傳統
一 宗教信仰
二 社會生活
三 現代村莊社會生活
四 合畝制形式的遺存
第三節 村際間的日常合作與競爭
一 村際間日常合作
二 村際間競爭關繫
三 異常團結的村落群體

第五章 “共同在場感”與緊密村際關繫的形成
第一節 黎族社會的交往風習
一 彌漫著酒氣和喧鬧的村落
二 頻密不斷的人情往來
第二節 “共同在場感”的構建
一 大型聚會
二 日常生活中數不清的聚會
三 刻意制造出來的聚會需求
第三節 村際交往的“整村”特征：形式親緣關繫
一 “兄弟村落
二 普遍的“形式親緣關繫
三 形式親緣關繫的組織基礎：“做頭”制度

第六章 結論
一 村際關繫發生了形式而非本質的變化
二 現代村際關繫模式源自傳統的實踐
三 “共同在場感”造就了地域社會的整合
四 地域社會研究的新視角

參考文獻
後記

《村際關繫與地域社會的整合：基於三個黎族村落的調查》：
20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70年代末期開啟的改革開放政策，給整個中國社會帶來了非常重大的影響。在本書中，按照這兩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將所研究的黎族社會歷史分成了三個時期，即社會主義集體經營制度建立之前、改革開放之前及改革開放以後。一般的，人們傾向於將第一個時期稱作傳統時期。但是具體到本地黎族群眾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對其他漢族地區來說屬於根本性變革的第二個時期實際上可以看作為第一個時期的延續。也就是說，筆者認為直至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之前，傳統合畝制地區事實上都處在傳統範疇之中。從村民和村際之間關繫的角度來審視，新中國成立之後社會主義集體制度建立的20世紀50年代到改革開放政策實施的1978年左右這段時間，與前一個階段即傳統社會時期更為接近。
因為，雖然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文化在該地區產生了毋庸置疑的影響，尤其表現在行政體制的改變及其他基層社會組織的變化方面，歷史上曾經非常重要的“合畝”和“峒”都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被生產隊、行政村和鄉鎮所取代。.但由於本地杞方言黎族地區傳統意義上的合畝制實踐與改革開放前所實行的集體主義存在著形式上的一致性，即便按照中央政府的統一要求而實行了社會主義經營方式，該地區黎族群眾對這前後兩個時期的變化並沒有顛覆性的感受。而且由於地理位置十分偏僻，人們的受教育水平始終比較低下，所有這些因素決定了傳統文化的影響依然是主要的。
然而，巨變發生在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之後。集體主義突然被家庭經營所替代，這給人們的思想和實踐所帶來的衝擊是極大的，本地黎族群眾從來沒有經歷過類似的社會巨變。在新時期，除了生產方式發生變化之外，外來文化和思想也較之以往更快地進入這個地區。這些外來的文化也自然而然地對原有的傳統本土文化造成了衝擊。尤其表現為本土的傳統文化逐漸被外來文化所侵蝕，這也是為什麼在筆者所研究的三個村落中比較靠近外圍的南打村慢慢改變了自己的傳統而接受漢族文化的原因。
應該說，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帶來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影響也是十分深遠的。但引起筆者注意的是，即便發生了如此巨大的社會變遷，在該地區仍然保留著很多傳統性的內容。不論是在傳統歷史時期，還是在改革開放之後的這一段時期，村際之間都存在著十分緊密的聯繫。也就是說，現代性的生產生活方式的實施，實際上就目前的狀況來看，還沒有完全打破與傳統的聯繫，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被消解在傳統聯繫中。
最後值得說明的是，由於本地獲得解放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歷史並不是很長久，而且人們的文化水平比以前也有所提高，因此1949年以來的這段歷史對黎族群眾來說就是比較鮮活的，甚至對於某些年長的群眾來說則是親身經歷過的。對於本地黎族群眾而言，1949年以後的這段歷史雖然經歷了改革開放這樣的巨變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卻仍然是連貫的。基於此，在本書行文過程中將20世紀50年代以後至1978年至今的歷史放在一起進行書寫和研究，盡管在事實上這段歷史的前半段更加接近傳統時期。
……

民族學是中南民族大學特色學科、優勢學科，曾先後被評為國家民委重點學科、湖北省重點學科、湖北省優勢學科。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學科形成了從預科、本科到碩士、博士、博士後完整的人纔培養鏈條。民族學本科專業是教育部特色品牌專業、湖北省特色優勢專業，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政策是國家級精品課程、國家精品資源共享課程。擁有民族學一級學科博士點、一級學科碩士點，其中，一級學科博士點下設民族學、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政策、中國少數民族史、中國少數民族經濟、中國少數民族藝術、民族教育、民族法學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學8個二級學科博士點；一級學科碩士點下設民族學等5個二級學科碩士點。設立有‘民族學專業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在2013年教育部公布的學科評估中，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在全國同類學科中排名第四，保持了在全國該學科中的領先水平。
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學科歷史悠久，底蘊深厚。早在1951年，由我國著名民族學家岑家梧教授領銜，學校創建了民族研究室。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岑家梧、嚴學宭、容觀瓊、劉孝瑜等先生為代表的一批學者，積極開展民族研究工作，參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全國民族大調查，並為京族、毛南族、土家族、黎族等中南，東南地區的民族識別做出了突出貢獻。1983年，著名民族學家、社會學家吳澤霖先生在中南民族學院創建了國家民委直屬重點研究機構——民族研究所，由此民族學學科發展迅速。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吳澤霖先生的帶領下，湧現了彭英明、吳永章、吳永明、答振益、李干、張雄、劉美崧、楊清震等一批具有全國影響的專家，在南方少數民族歷史與文化、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政策、少數民族經濟等研究領域取得了一大批突出的成果。
十餘年來，中南民族大學大力開展民族學學科群建設，在進一步突出民族學傳統學科方向和研究領域的同時，以民族學一級學科為平臺，形成了民族教育、民族法學、民族語言文學、民族藝術、民族藥學等多個特色交叉學科，學科覆蓋面日益擴大。學科發展支撐條件優勢明顯，現有湖北省南方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國家民委南方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國家民委中國城市民族與宗教事務治理研究中心、國家民委少數民族教育發展研究基地、國家民委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研究中心、湖北省中國少數民族審美文化研究中心、湖北省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湖北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基地、湖北省民族立法研究中心、湖北區域歷史文化研究基地和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散雜居民族問題研究專業委員會等10餘個省部級研究中心和研究基地。2016年，獲批國家民委“武陵山片區減貧與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同時，中國武陵山減貧與發展研究院、中南民族大學與湖北恩施州共建“恩施發展研究院”也依托該一級學科。
該學科條件優良，設施完備，團隊實力雄厚。建有藏書10萬餘冊的“民族學人類學文獻資料中心”，設施完備的“民族學人類學田野調查實驗室”，擁有國內第一家民族學博物館，館藏民族文物2萬餘件。該學科還打造了國家民委創新團隊“民族文化傳承與發展創新團隊”，以及南方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研究、散雜居民族研究、南方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民族社會發展研究、中國邊疆民族與宗教問題研究、民族地區減貧與發展等校級資助的研究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