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小說的詩性品格研究》從“詩性”這一獨特的角度切入徐訏的小說創作，從文化學、心理學、哲學等層面關照這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何在戰爭年代以及香港的商業化語境中秉持嚴肅的創作態度，從而展現出他對人的命運、存在及其意義的思考。同時，通過對徐訏小說詩性品格的審視，也重新思考了徐訏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意義。

金鳳，女，1983年出生於湖北省隨州市，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為臺州學院人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工作。曾參與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現代文學與國語的建構研究》，主持省部級、市廳級課題兩項，並在《齊魯學刊》《電影文學》《名作欣賞》等刊物上發表多篇文章。

緒論
一 關於“詩性”概念的界定
二 研究基礎及現狀
三 本書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

第一章 徐訏小說詩性品格形成的文化基礎
第一節 徐訏小說詩性品格秉承的傳統文化因子
第二節 徐訏小說詩性品格受到的西方文化浸染
第三節 徐訏小說詩性品格形成的時代社會因素

第二章 徐訏小說的詩性主題內涵
第一節 命運之思：孤獨靈魂的撫慰
第二節 存在體驗：主體的內心投射
第三節 拯救之路：存在意義的追問

第三章 徐訏小說的詩性文體建構
第一節 敘事形態的詩性特征
第二節 詩歌文體的滲透
第三節 詩性語言的建構

第四章 徐訏小說詩性的生成原因及意蘊
第一節 邊緣人的生命獨語
第二節 靈魂存在的詩性拯救

第五章 徐訏小說詩性品格的文學史意義
第一節 現代詩性精神的再造
第二節 香港文壇的另類風景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徐訏年表（1908-1980）
後記

《徐訏小說的詩性品格研究》：
第三章 徐訏小說的詩性文體建構
對於小說的詩性主題而言，文體形式很大程度上是其價值意義的符號載體，因為“文體是指一定的話語秩序所形成的文本體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評家獨特的精神結構、體驗方式、思維方式和其他社會歷史、文化精神”。①“在我看來，說一個小說家創造了自己的文體，那更是指他對自己的情感記憶有了一種特別的把握。”②由此可見，形式從來不隻是表達的工具、內容的附庸，形式也有其內容，二者融為一體纔生成了藝術造型之效果。對於徐訏來說，由於他的小說在主題上重點呈現出對命運的思考，對存在的體驗及其意義的追問，因而在敘事視點上，以哲學家、作家等“第一人稱”為主的孤獨文人的形像更利於這種思考和追問，同時也帶來了其小說人物性格的弱化傾向。在結構特征上，“回憶”的敘事結構更易於使個體生命向身前身後進行無限的探問和質詢。而在文體特征上，詩歌的插入更利於情感的抒發和哲理的追問；在表達方式上，這種對命運和存在的思考與追問讓其更偏愛采用意像、營造意境來進行像征性的傳達；而且在語言的使用上，使徐訏小說明顯呈現出一種抒情性、暗示性、哲理性的特征來。
第一節敘事形態的詩性特征
（一）有限視點：“看”向人生深處
雖然對於小說的文體探討是多方面的，但視點無疑是小說中最為核心的要素。它是小說家為了展開敘述或為了讀者更好地審視小說的形像體繫所選擇的角度，“它的功能在於可以展開一種獨特的視角，包括展示新的人生層面，新的對世界的感覺，以及新的審美趣味，描寫色彩和文體形態”①。同時，它也能引導讀者進入小說的形像世界，並直接或間接地將作者的態度和評價展現出來，以期最終影響讀者。因此，一個嚴肅的作家對視點人物的選擇往往是慎之又慎的，因為它“實在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②，“在很多情況下，如果視點被改變，一個故事就會變得面目全非甚至無影無蹤”③。
雖然視點人物是作者選擇講述整個事件的敘述者，表面上是敘述者在看，但實際上是作者通過敘述者在看，是作者在操控整個事件的講述。敘述者是作者在文本中的心靈投影，因為文學作品作為作家的精神產品，敘述者、故事等都是這一產品的構成。傳統小說由於全知全能的說書人的存在，造成了“敘述者”對“作者”的覆蓋，讀者很難看到投射在整個事件講述中的作者的主體精神，因而，這種全知全能的敘述者更多的是一種非個性化的視點人物，更適合講述波瀾壯闊或曲折離奇的故事，如《三國演義》《西遊記》《七俠五義》等，而不適合於展示人物幽微細膩的內心活動。這一點陳平原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說得很清楚：“中國古代小說絕大部分以故事情節為結構中心，而幾乎找不到以人物心理或背景氛圍為結構中心的，這無疑大大妨礙作家審美理想的表現及小說抒情功能的發揮。”④到了“五四”時期，隨著個性解放的提倡，人的覺醒結束了封閉保守的“他”時代，現代小說進入了真正個人的、藝術的創作時代。“第一人稱”的有限視點占據了“五四”時期的大部分小說，這種視點的有限化是一種自覺的人物敘事，正是中國小說現代化的一種表征。然而，盡管“五四”作家偏愛“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但他們並沒有最大限度地發揮它的角度優勢，反而受制於它本身具有的直接的感知性和私密性所帶來的自傳（懺悔）性傾向。他們的敘述多是沿著直抒胸臆的方向運動以至發展到自我憐憫、自我神話的程度。”⑤並被成仿吾稱為“單調的傷感與狂熱”，典型的如郁達夫的《沉淪》《銀灰色的死》，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記》等都具有強烈的自敘傳傾向的小說，抒發的都是覺醒後的知識分子在時代大潮下的苦悶、傷懷。
……

這是一部關於現代作家徐訏的小說藝術論的著作。最初，我知道20世紀中國文學中這位有著傳奇色彩的作家名字，是1949年以前第一部現代文學斷代史《中國抗戰文藝史》的文學史家田仲濟先生曾在1948年寫過一篇《通過封鎖線的洋場纔子——追記徐訏的為人與為文》的長文。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讀到這篇文章，記得開篇這樣寫道“那是遠在勝利以前了，一個青年從敵偽統治下的平津跑到了大後方，我問他敵占區的文化情形，最暢銷的是些什麼書，他毫不遲疑地回答說：徐訏的《鬼戀》《精神病患者的悲歌》。那時徐訏的十幾本東西也正在大後方風行一時，一個作家的作品可以通過封鎖線，在炮火相向的兩個後方同時暢銷，在中國也許並不足為奇，在外國是頗費人解的事情罷？”①田先生與徐訏可謂同時代人，抗戰時期，田先生在重慶寫作雜文，而抗戰初期，徐訏從法國回到淪為“孤島”的上海開始賣文為生，多投稿於《西風》月刊和《中美日報》。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輾轉到了重慶後，在國民黨的《掃蕩報》上連載四十萬言的長篇小說《風蕭蕭》，有人回憶說，當時每天“重慶渡江輪渡上，幾乎人手一紙”⑦，都在閱讀這部連載小說。徐訏堪稱“文壇鬼纔”，1943年還有“徐訏年”之說。20世紀50年代初他便遷去香港定居，1980年逝世。然而，當時在讀研究生的我翻閱王瑤、唐弢、劉綬松幾位先生分別撰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時，均沒有發現該作家的名字，圖書館中也難找到徐訏作品的大陸版本。徐訏的成名和新中國成立後在文壇多舛的命運與20世紀中國社會特殊的政治文化語境不無密切關繫，長期以來，中國文學中有一批現代作家受到冷落，諸如後被海外學人發掘的“出土文物”瀋從文、張愛玲、錢訏書等。與他們不同的是，徐訏重新在中國文壇的復出，不是先有“海外版”而是大陸學者嚴家炎先生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中期，嚴先生在北京大學講授和撰寫《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特別注意到40年代徐訏小說在文壇的一度風行和其獨特的小說風格，並首次將徐訏、無名氏命名為現代小說一支獨特的創作流派，即“後期浪漫派”。在這部著作中，嚴先生通過解讀作家作品認為徐舒“終其身是個浪漫主義的小說家”①，充分肯定了徐蒔在現代小說史上應有的地位，尤其推進了現代作家徐訏重新進入文學史的研究。再後來，20世紀90年代初，青年學者吳義勤博士在他的碩士論文的基礎上，出版了大陸第一部繫統研究徐訏的學術專著《漂泊的都市之魂——徐訏論》。此後，對現代作家徐訏的關注和其作品的學理性探究逐漸擴大。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與21世紀以來，可謂是徐哥研究在中國現代文學界從未有過的興盛，不僅有大量關於徐訏人與事的文章及創作研究的論文問世，而且高等院校裡一批現代文學研究生的碩士、博士學位論文深化了徐訏研究。在徐訏100周年誕辰之際，2008年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16卷的《徐訏文集》和吳義勤、王素霞合著的《我心彷徨——徐訏傳》。至此，一個多產而有著獨特個性的現代作家徐訏，纔真正還原為一個歷史人物的客觀存在，並作為文學史常態的研究對像。這在令人欣慰的同時，也不無歷史弄人的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