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上半葉芝加哥學派開啟邊緣性研究以來，對邊緣性的研究逐漸分化，形成了兩大取向，即偏重外在結構性排斥的邊緣情境取向與偏重內在邊緣人格變化的邊緣心理取向，並普遍認為個體的社會邊緣化遵循“從結構到心理”的常規路徑。《“心理—結構”雙重邊緣化：當代中國失獨人群社會邊緣化的路徑研究》借助從既有研究中析出的“結構邊緣”與“心理邊緣”這一對概念工具，通過對中國失獨者因生活情境的劇烈變動，在強烈的自我意識中主動建構並逐漸封閉形成邊緣人格，進而演化出從“心死”到“孤老”的結構邊緣化三階段進程的分析，認為個體社會邊緣化還存在非常規的“心理一結構”路徑，並據此構建了個體社會邊緣化的雙重路徑理論模型。

徐曉軍，湖北黃陂人，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湖北省社會發展與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農村社會學、邊緣人群研究。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4項、教育部社會科學基金項目3項。在《社會學研究》等雜志發表學術論文70餘篇，公開出版學術專著4部，2部著作獲教育部社科成果獎。2007年獲教育部霍英東青年教師獎，2013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纔計劃”，2017年獲華中師範大學“桂苑名師”稱號。

序
第一章 社會邊緣化：起點與路徑
第一節 邊緣性研究及其歷史脈絡
一 邊緣性及其歷史脈絡
二 邊緣性研究的兩大取向
三 結構邊緣與心理邊緣
第二節 情境變動與邊緣化的路徑
一 經典理論中的社會邊緣化路徑
二 社會邊緣化的起點——情境變動
三 情境變動的本質——互動身份變動
第三節 研究問題：邊緣化的“心理一結構”新路徑？
一 對邊緣化路徑的重新解讀
二 問題的提出：邊緣化的另一條路徑
第四節 研究設計
一 研究對像
二 調查地點概況

第二章 失獨——失獨者生活情境的劇烈變動
第一節 “失獨”的文化意涵
一 “孝”文化主導下的社會文化傳統
一 “孝”文化主導下“失獨”的文化意涵
第二節 失獨——生活異變的開始
一 自我領域
二 社會領域
第三節 失獨者生活情境變動的特點
一 生活情境變動的突發性
二 生活情境變動的不可見性
三 生活情境變動的雙重建構
四 生活情境變動的劇烈性

第三章 “遺忘就等於背叛”——失獨者的心理邊緣化
第一節 心理邊緣化的表現及特點
一 心理邊緣化的核心指標
二 失獨者心理邊緣化的指標選定
第二節 失獨者心理邊緣化的外顯特征
一 創傷再體驗癥狀
二 麻木回避類癥狀
三 警覺性增高癥狀
四 過度移情癥狀
五 其他不良適應癥狀
第三節 失獨者心理邊緣的自我建構
一 家庭意涵的中國式轉變
二 失獨者心理邊緣的自我建構途徑
第四節 失獨者心理邊緣化的進程與特點
一 失獨：心理邊緣化的起點
二 急性應激障礙：心理邊緣化初步形成
三 創傷後應激障礙：心理邊緣化最終形成

第四章 日益擴大的角色距離——失獨者的結構邊緣化
第一節 失獨者心理邊緣後的外在結構性變化
一 角色危機：日益模糊的角色認知
二 價值否定：日益下降的社會地位
三 人情式微：日益減少的社會關懷
四 污名標簽：日益惡化的社會融入
五 心理失衡：日益增長的社會排斥
第二節 失獨者結構邊緣地位的獲得
一 “失依”：代際支持中斷
……
第五章 失獨者社會邊緣化的路徑與特點
第六章 結論與討論
參考文獻
後記

《“心理—結構”雙重邊緣化：當代中國失獨人群社會邊緣化的路徑研究》：
（二）互動身份變動的兩個維度
針對個體的互動身份變動，可以從兩個維度分析，客觀賦予的互動身份和主觀建構的互動身份。
1.客觀賦予的互動身份變動
所謂客觀賦予，即在互動身份的建構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並不是自己的主觀意志，而是由自己身處的社會所決定的，個體目前的互動身份是由社會所賦予的。在邊緣化研究中，經常使用“污名”來作為對客觀賦予的互動身份的一種表述。不管是帕克筆下的猶太人還是斯通奎斯特所研究的對像——美國移民，在其所處的當地文化之中，個體往往是被污名化的。①科斯頓與基梅爾所描述的如殘疾人、同性戀等也通常帶有強烈的污名化標簽。②弗布爾利用酗酒者、被截肢者、盲人、犯人等來分析邊緣人群體之間的區別，也是把這類人群作為了污名化群體。③博諾與卡姆把殘疾人、同性戀等作為污名化群體，指出這些污名化的群體由於身體、性取向、階級等原因被社會排斥，群體成員因此背負了群體的污名，從而具有了邊緣人格。④作為社會污名化群體，其互動身份往往在情境變動後，就被社會強行賦予了。當個人的生活情境發生轉變時，例如由正常人轉變為殘疾人，同性戀身份被察覺等，他們也就貼上了“污名”的標簽。標簽貼上之後，不論個人做出何種努力，其污名化的標簽就很難修改了。這裡，我們隻是從“污名”的角度進行理解，以“污名”來替代客觀賦予的互動身份是不全面的，因為這種表述舍棄了其積極內涵。客觀賦予的互動身份應該既包括消極維度，也包括積極維度。
雖然客觀賦予的互動身份主要是由客觀環境決定的，但個體同樣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做出選擇來影響其互動身份。昂格爾通過對來自猶太人或工人階層背景的白人女性心理學家的自傳研究，提出了積極的邊緣化，身為邊緣群體成員，感知自身存在的邊緣化，重新定義自己的邊緣化並做出選擇策略，通常有三種策略，一是隱藏自己不輕易可見的邊緣化，從而假裝自己成為正常的社會成員；二是認同自身的存在並公開標簽，承認邊緣；三是構造邊緣化以獲得某些益處。能向選擇性邊緣化選擇的前提，一是要有選擇身份的能力；二是要承認自身原身份的合法性。①由此可見，互動身份的變動在客觀賦予的情況下並不是完全喪失了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這種身份是伴隨著個體與社會間的互動而形成。
……

“邊緣群體”通常特指處於社會邊緣、容易被忽視、需要給予某種社會救助的群體，是社會學研究的傳統領域。我國“失獨人群”是邊緣群體中非常特殊的一個類別，是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產生的，是特指那些失去獨生子女的人群。直到目前，關於這個人群的規模、構成、心理、生活狀況以及帶來的社會影響，我們的研究都還是缺乏的。徐曉軍教授關於失獨人群的這本專著，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細致觀察的窗口和解決這一問題的路徑。
獨生子女家庭涉及中國整整一代人。為了抑制人口的快速增長，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在城鎮家庭實行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政策收到的實效是有目共睹的，在計劃生育政策執行的30多年間，中國累計少生了數億人口，人口結構也由此發生了巨大轉變，快速進入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大、人口撫養比較低的“人口紅利”時期，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應該說，在這個人口紅利期，獨生子女家庭以犧牲“小我”換取了國家“大我”的發展。但是，這種特殊時期的人口控制政策，也帶來一些特殊現像和後果，失獨家庭就是其中的一類。根據相關統計數據，目前我國失獨家庭已超過了百萬，並且每年還在增長，而對這樣一些人群、家庭的生活困境和心理創傷，我國還沒有專門的社會扶助政策，甚至也沒有像“單親家庭”那樣，引起社會的關注。隨著人口結構的巨變和老齡化的快速推進，2016年我國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放開二孩生育，有的地方社會甚至已開始采取鼓勵生育二孩的政策。這種人口政策的轉向，卻意外地加深失獨人群和家庭的心理失衡。
徐曉軍教授這本著作的特色，是能夠以小見大，透過失獨人群這個窗口，審視整個社會結構的整合凝聚能力。他對邊緣人群和脆弱人群做了區分，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應當說，邊緣人群和脆弱人群在內涵上有交叉，但又有差異。傳統的脆弱人群研究視角，更傾向於通過經濟層面的社會救助來進行社會治理。失獨人群這種邊緣群體，最需要的可能還不僅僅是經濟救助，而是人際關繫、生活環境、社會關懷和心理療傷等，或者說是社會層面的救助。在此基礎上建立起的“邊緣性理論”，可以讓我們更加關注“邊緣化”的社會原因，從而成為社會融入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當前西方發達國家的移民問題成為大選“選邊站”的核心問題以及我國農民工的市民化成為新型城鎮化的核心問題時，社會融入理論的創新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