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災外交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進國際救災合作，以期應對災害威脅，減輕災害對人類造成的影響；救災外交同樣可以重塑國家形像，改善國際關繫。救災外交也將影響國際關繫（國際合作與國際衝突），成功的救災外交將促進國際合作，改善國際關繫，失敗的救災外交將導致國際衝突，引發國際危機。
中國自1980年開始接受國際援助，中國救災外交蹣跚前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國際減災十年”為契機，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救災；進入21世紀，中國救災外交取得巨大進步，特別是以2004年印度洋海嘯、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為契機，中國展開了全方位救災外交。
《中國救災外交（1949-2016）》從中國救災外交的歷史考察、現狀評估和未來展望展開論述。中國救災外交形式多樣，主要包括聲援慰問、協商合作、救災演習與救災支援。中國救災外交參與機制涵蓋從聯合國機制、區域機制（亞洲機制）、次區域機制（東亞機制與上合機制）、三邊機制（包括中俄印三國機制與中日韓三國機制）到雙邊機制等多種機制。中國救災外交的實施提升了中國國家形像，加深了中國同周邊國家的合作，拓寬了中國全球外交視野；但也還存在法律機制不健全、技術裝備不完善與政治因素的干擾幾方面的障礙。為了更好地推進救災外交，中國需要創造合適的條件，包括理論的發展、機制的建設與硬件的完善等。在救災外交策略方面，要以救災合作為契機，搭建溝通平臺、改善國際關繫、提升國家實力（特別是軟實力）。因此，中國救災外交應積極主動有為，尋求救災外交話語權，在全球範圍內謀劃布局。

何章銀，男，湖北十堰人，法學博士，長江大學法學院教師，主要從事國際救災合作與救災外交等領域的研究。
在《太平洋學報》《社會主義研究》等雜志發表了《救災外交的特點和功能探析》《東亞救災合作機制建構的動因、特點及阻力研究》等多篇論文。
主要參與的項目有：2014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總體國家安全觀下的中國東南周邊地區安全機制構建研究”、2011年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亞太地區救災合作機制建設對策研究”、2015年民政部委托項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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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的緣起與研究的意義
一 研究的緣起
二 研究的意義
第二節 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 國外研究現狀
二 國內研究現狀
第三節 主要框架思路
一 研究思路
二 研究方法
第四節 相關概念的界定
一 相關概念的界定
二 本書的新意

第二章 救災外交概述
第一節 救災外交的概念及實施的條件約束
一 救災外交的概念
二 救災外交實施的條件約束
第二節 救災外交的行為主體與種類
一 救災外交的行為主體
二 救災外交的種類
第三節 救災外交的形式與特點
一 救災外交的形式
二 救災外交的特點
第四節 救災外交的功能與障礙
一 救災外交的功能
二 救災外交的障礙

第三章 中國救災外交的現狀：動因、形式與機制
第一節 中國實施救災外交的動因
一 救災需要
二 外交需求
第二節 中國救災外交的主要形式
一 協商合作
二 救災演習
三 聲援慰問
四 救災支援
第三節 中國救災外交的參與機制
一 聯合國救災合作機制
二 區域機制：亞洲救災合作機制
三 次區域機制：東亞機制與上海合作組織機制
四 三邊機制： 中日韓三國機制與中俄印三國機制
五 雙邊機制

第四章 中國救災外交的評估：成就、不足與障礙
第一節 中國救災外交的主要成就
一 提升國家形像
二 加深周邊合作
三 拓寬外交視野
第二節 中國救災外交的主要不足
一 重物援輕人文
二 重參與輕主導
三 重應急輕預防
第三節 中國救災外交的主要障礙
一 法律機制不健全
二 技術裝備不完善
三 政治因素的干擾

第五章 中國救災外交的展望：條件、策略與建議
第一節 中國救災外交的條件建設
一 救災外交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二 救災合作機制的建構與完善
三 國際救災硬件的裝備與選擇
第二節 中國救災外交的策略謀劃
一 化災為益：以災害信息共享為依托搭建溝通平臺
二 化害為誼：以國際救災合作為契機改善國際關繫
三 化危為機：以緊急人道救援為旗幟提升國家實力
第三節 中國救災外交的政策建議
一 展開積極救災外交
二 謀劃全球備災布局
三 尋求救災外交話權

第六章 結語

附錄一 中國的國際救災合作
一 中國減災的國際合作
二 中國減災的自身能力建設
三 中國減災的法律機制建設
四 中國對外援助（2014）
五 中國的核應急國際合作
六 中國武裝力量參與國際救災
七 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
八 中國的國際環境保護合作
九 中國的核安全觀
附錄二 中國救災外交實踐
一 中國參與馬航失聯飛機MH370搜救
二 中國在印度洋海嘯救援中的行動
三 中國的氣候外交
四 中國的環境外交
參考文獻
一 中文類
二 英文類
三 網站類
後記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內亂等人為災害，化學中毒、核洩漏等技術性災害給人類的生命財產安全帶來了巨大的威脅。當災害的影響超越一國國界或者救災超越一國自救能力時，救災合作（尋求國際援助或者實施國際援助）就成為主權國家的不二選擇。
救災外交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進國際救災合作，以期應對災害威脅，減輕災害對人類造成的影響，救災外交同樣可以重塑國家形像，改善國際關繫。救災外交勢必影響國際關繫（國際合作與國際衝突），成功的救災外交將促進國際合作，改善國際關繫，失敗的救災外交將導致國際衝突，引發國際危機；同樣，現有的國際關繫也將影響救災外交的成效，特別是國際救災合作的開展，處於合作中的國際關繫將對救災外交產生積極影響，國家間將更易於合作，包括展開救災在內的各項合作，而處於衝突中的國際關繫將對救災外交產生消極影響，國家間難於展開有效合作，或者合作程度大打，甚至加劇國際衝突。
影響救災外交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一國總體外交政策，救災外交是非傳統外交的一種重要形式，但一定要服務於該國總體外交政策；二是國際關繫現狀，特別是受災國與援助國間的關繫現狀，衝突中的國際關繫將對救災外交產生消極作用；三是災害對受災國所造成的影響；四是受災國對災害的應對能力，如果超過受災國的應災能力，迫於救災的需要，受災國在救災外交中的選擇餘地將大打；五是援助國國際救援能力，包括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國際救災體制機制等，如若一國國際救援能力不濟，將嚴重影響其救災外交的選擇及作為，美國具有超強的實力，在國際救援方面表現可圈可點，且借重全球軍事布局，可快速參與國際應災救災，可根據美國的國家利益靈活展開救災外交；而一些小國，因國力有限，無法與美國等大國相媲美，展開救災外交的選擇就非常有限。
中國自1980年開始接受國際援助，中國救災外交蹣跚前行。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國際減災十年”為契機，中國積極參與國際救災。進入21世紀，中國救災外交取得巨大進步，特別是以2004年印度洋海嘯為契機，中國展開了史上最大規模的對外援助，作為援助國，中國開展了成功的援助救災外交；以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為契機，中國作為受災國，全面接受國際援助，從接收物資到接受國際救援隊、醫療隊來災區參與救災，從而展開了全方位救災外交。
中國救災外交隨著中國外交的變化而變化。一是對外援助的對像國選擇上由以社會主義國家為主到以受災國及其應災能力等方面考慮為主；二是中國救災外交變得更加靈活和開放；三是中國救災外交從以物資援助為主轉為物資援助與支援災區人道救援相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