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小說中的烏托邦想像》：
在這裡不存在感傷的喟嘆和對死亡的恐懼，她坦然地討論自己的結局，並對這種結局安之若素。同樣，文中區委書記凌曙為了搶救人民財產犧牲，“原來這裡正在哀悼凌曙同志。沒有哀樂，沒有靈堂，有的隻是低低的啜泣的聲音！我心裡一酸，止不住想哭，我忽然聽見我最熟悉的聲音在講話。我抬頭看過去，羅群站在凌曙同志的新墳旁邊。他說：他是屬於人民的，他是不應該死的”。這裡，顯示了一種極為相似的死亡倫理：個體的生命屬於人民、國家、黨，把生命奉獻於人民（如凌曙）、奉獻於真正的黨（如羅群），或者奉獻於羅群（黨的代表）——如馮晴嵐是死得其所，是光榮的。與此相似的有叢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中的葛翎、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中的李銅鐘，他們堅持正義、為民請命、為反映人民的呼聲、維護人民的利益而犧牲了自己，這種犧牲是歷史進步、革命勝利的必需的代價，就像《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結尾中所說的：“戰勝敵人需要付出血的代價，戰勝自己的謬誤也往往需要付出血的代價。活的人們啊，爭取用較少的代價，換取較多的智慧吧！”正因為這樣，個體的生命歷程被整合進入歷史和社群的宏大合唱，死亡——個體肉身消失所負載的體驗被當作歷史進步的必要代價，死亡悲涼被歷史正義的實現遮蓋，苦難轉換升華為希望的原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