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上半期，在中國興起了一場由知識分子主導的聲勢浩大的鄉村建設事業，學術界稱之為“鄉村建設運動”。作為一種改良主義實驗，它希望在維護既存社會制度的前提下，采用非暴力的方式，通過興辦教育、倡導合作、地方自治、公共服務和移風易俗等措施，拯救日趨衰弱的農村經濟，刷新中國政治，復興中國文化，實現“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在實踐層面，“鄉村建設運動”的思想通常與國家發展的戰略、政策、措施密切相關，並呈現出“群體性”和“多樣化”的特點。“鄉村建設運動”在中國百年鄉村建設歷史上具有承上啟下、融彙中西的作用，有其獨特的學術內涵與時代特征，是我們認識傳統中國社會的重要基礎，也是繁榮哲學社會科學、實施新一輪鄉村振興戰略不能忽視的學術遺產。

序言
關於一般的
中國農村運動的理論與實際
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估價
從整個民族經濟上觀察現在的鄉村建設工作
拉西曼報告書之農業部分的批評
中國農村的出路在那裡

關於定縣的
中國農村建設之路何在
論“定縣主義”

關於鄒平的
中國的歧路
鄉村建設運動的評價
評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理論之“方法問題”

關於合作社的
中國合作運動之批判

關於土地村公有的
按勞分配的土地村公有之批判
土地村公有方案的實際意義
私有？村有？國有？

《中國鄉村建設批判答鄉村建設批判》：
點，實在還離得很遠。不說目前的農村工作夠不上使全國的大多數農民有飯喫，就是在各該實驗改進地方，也很少有所成就。
先說定縣鄒平，這種的教育和訓練，自然能相當地使農民能得到生活的能力，可是這不是一個可靠的保障；生產工具在人家的手裡，一切的負擔是這樣的苛重！政府不修水利，黃河一泛濫就是幾百裡；僅僅有了知識，受點生產衛生公民等的訓練，就能有飯喫，就能活得下去嗎？而且農村裡的剝削階級存在著一天，農民的受教育，也受著限制，在霍六丁先生任定縣縣長的時代，定縣“農民同學會”的活動，把青年農民都組織了起來，當地的大紳士馬上出來反對，要驅逐平教會，為了不忍拋擲平教會幾年來努力的成績，霍六丁先生隻得去職，“同學會”也隻得停止活動。這便是告訴我們，知識分子進農村去，組織農民，教育農民，誠然是有意義的事，可是不能誇大地說，這樣便能解決目前的農村問題。要知道當你的教育，或組織的活動，稍稍觸到地主紳士的利益的衣角時。他們便會驅逐你。至於想教他們從農民那兒少榨取一些，或竟不許他們榨取農民，那更談不到了。
自衛這件事，本身就是鄉村建設的反面，鄉村建設得有辦法，大多數人有飯喫，根本就不必“衛”。自衛工作做得最好的地方，無非是外縣的匪不敢來，本地的匪不敢起，但是一個普通的人都懂得“匪也是老百姓”。真正的問題，是在如何使老百姓有飯喫，不當匪，不在武裝了民團來鎮壓匪。而且，公正一點的話，也要問一聲“為誰而衛”？“誰需要衛”？所以從自衛來做鄉村工作的出發點，原則上就欠健全。因為自衛不能解決匪，隻有讓老百姓有飯喫纔是根本的辦法。自衛做得最好時，隻能使窮人不造反，而不能使他們不窮。
中國的縣政太差，江寧蘭溪在改革縣政這一點上不能不說是有著相當的成功，不過也就因為一般縣政太差之故，這兩個實驗縣就被看做了鄉村建設工作的一部分。其實，中國農村之成今日的破局，各地縣政府固然也盡了很大的力量，但究不過“為虎作倀”，因此，我們不能反過來說，目前縣政改革好了，就好算是鄉村建設的成功，因為即使土地人口調查清楚，財政有辦法，教育漸漸發達，交通水利都開始建設，一切的縣政都在軌道上，離農村關繫的根本改善，實在還遠得很。更深一層說，目前縣政的改革，對內不能改變一點現存的關繫，（如胡次威先生有一次和作者談到，說：“我最感困難的是現行法律的束縛！”法律是社會關繫的凝固，你也許能使土豪劣紳對農民“少”作些超經濟的壓迫，但是，你不能使他們“不”作，尤其你不能使他們根本不存在。胡先生真有心想做得更好些，但是縣政改革的可能條件限制了他。）對外不能成為獨立的單位，中央政府把棉織物的進口稅減低，你土布的提倡便完全落空。
在鄉村工作的各團體中，除華洋義賑會專門從事合作社的努力外，其餘各團體，也無不或多或少地在做著這同樣的努力，要問到中國目前鄉村工作中，關於經濟方面的建樹，唯一的而且最普遍的就是合作社。合作社的組織，自然是一件於農村有益的事，中國目前合作社的這樣發達，華洋義賑會與其他從事鄉村工作的團體，都有莫大的功績。不過合作社不是農村疾病的萬應靈藥，他對農民生活的改善，有個限度，而且這個限度常常被國民經濟的性質所決定的。比方：華北產棉的區域，他們組織了許多運銷合作社替棉農服務，這和一般商人相比時，農民的損失，自然減輕了許多。可是這些棉花最大的命運，卻被決定於上海市場上的外棉競爭程度，假若美棉來一個傾銷，任你有多少運銷合作社，也沒法挽救棉農的破產。至於近幾年來銀行資本通過合作社的組織投資農村，那尤其是純粹以商業利潤為目的，離問題的本身更遠了。
……

從傳統鄉村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是世界各國現代化必然經歷的歷史發展過程。現代化的完成，通常是以實現工業化、城鎮化為標志。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實現工業化的國家，這個過程從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算起經歷了200多年時間，若從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算起則經歷了100多年的時間。中國自近代以來肇始的工業化、城鎮化轉型和社會變革，屢遭挫折，步履維艱。鄉村建設問題在過去一百多年中，也成為中國最為重要的、反復出現的發展議題。各種思想潮流、各種社會力量、各種政黨社團群體，都圍繞這個議題展開爭論、踫撞、交鋒，並在實踐中形成不同取向的路徑。
把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置於近代以來的“大歷史”中審視不難發現，今天的鄉村振興戰略，是對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最本質、最重要的發展議題的當代回應，是對解決“三農”問題歷史經驗的總結和升華，也是對農村發展歷史困境的全面超越。它既是一個現實問題，也是一個歷史問題。
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新中國成立前，一些有識之士開展了鄉村建設運動，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梁漱溟先生搞的山東鄒平試驗，晏陽初先生搞的河北定縣試驗”。
“鄉村建設運動”是20世紀上半期（1901到1949年間）在中國農村許多地方開展的一場聲勢浩大的、由知識精英倡導的鄉村改良實踐探索活動。它希望在維護現存社會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通過興辦教育、改良農業、流通金融、提倡合作、辦理地方自治與自衛、建立公共衛生保健制度和移風易俗等措施，復興日趨衰弱的農村經濟，刷新中國政治，復興中國文化，實現所謂的“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在政治傾向上，參與“鄉村建設運動”的學者，多數是處於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中間派’，代表著一部分愛國知識分子對中國現代化建設道路的選擇與探索。關於“鄉村建設運動”的意義，梁漱溟、晏陽初等鄉建派學者曾提的很高，認為這是近代以來，繼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運動、辛亥革命運動、五四運動、北伐運動之後的第六次民族自救運動，甚至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①實踐證明，這個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但也留下很多彌足珍貴的經驗和教訓。其留存的大量史料文獻，也成為學術研究的寶庫。
“鄉村建設運動”最早可追溯到米迪剛等人在河北省定縣翟城村進行“村治”實驗示範，通過開展識字運動、公民教育和地方自治，實施一繫列改造地方的舉措，直接孕育了隨後受到海內外廣泛關注、由晏陽初及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所主持的“定縣試驗”。如果說這個起於傳統良紳的地方自治與鄉村“自救”實踐是在村一級展開的，那麼實業家張謇在其家鄉南通則進行了引人注目的縣一級的探索。
20世紀20年代，餘慶棠、陶行知、黃炎培等提倡辦學，南北各地聞風而動，紛紛從事“鄉村教育”“鄉村改造”“鄉村建設”，以圖實現改造中國的目的。20年代末30年代初，“鄉村建設運動”蔚為社會思潮並聚合為社會運動，建構了多種理論與實踐的鄉村建設實驗模式。據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的調查，當時全國從事鄉村建設工作的團體和機構有600多個，先後設立的各種實驗區達1000多處。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梁漱溟的鄒平實驗區、陶行知的曉莊實驗區、晏陽初的定縣實驗區、鼓禹廷的宛平實驗區、黃炎培的昆山實驗區、盧作孚的北碚實驗區、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的無錫實驗區、齊魯大學的龍山實驗區、燕京大學的清河實驗區等。梁漱溟、晏陽初、盧作孚、陶行知、黃炎培等一批名家及各自領導的社會團體，使“鄉村建設運動”產生了廣泛的國內外影響。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曾專闢“鄉村建設運動”一節，討論民國時期這一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把當時的鄉村建設實踐分為西方影響型、本土型、平民型和軍事型等六個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