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性視角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研究》以中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為研究對像，主要從制度“嵌入性”、政策執行“嵌人性”以及經濟行動“嵌入性”等視角來分析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農村社會養老服務這兩項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基本內容。具體包括：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兩項基本內容的制度設計與變遷、政策執行過程分析，農村居民參加新農保、養老服務需求與利用的實證研究，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發展的政策建議等。

姚俊，男，1981年生，江蘇揚中人，現為南京醫科大學醫政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美國南加州大學社會王作學院訪問學者，畢業於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2項，發表中英文論文40餘篇。主要研究領域為健康老齡化、養老保障、社會福利理論。

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意義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第三節 研究視角
第四節 研究目標與內容安排

第二章 中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變遷與設計的嵌入性分析
第一節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變遷的嵌人性分析
第二節 新農保制度設計的嵌入性分析
第三節 養老服務政策變遷的嵌人性分析
第四節 農村居家養老服務設計的嵌入性分析

第三章 中國農村居民養老行為的嵌入性分析
第一節 研究設計
第二節 農村居民養老行為的基本現狀分析
第三節 農村居民參加新農保行為的嵌人性分析
第四節 農村居民養老服務的嵌人性分析

第四章 中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執行的嵌入性分析
第一節 分析框架
第二節 新農保制度執行中政策工具選擇的嵌人性分析
第三節 居家養老服務政策執行過程的嵌人性分析

第五章 中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發展路徑的嵌入性分析
第一節 中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發展的嵌入性視角
第二節 新農保制度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分析
第三節 農村居家養老服務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分析

第六章 結論與研究展望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第二節 進一步研究的展望

《嵌入性視角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研究》：
二 市場化時代的養老服務政策：制度環境的變化及其影響
市場化改革以來，養老服務政策所嵌入的制度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這種變化直接導致了市場化導向的社會養老服務政策出臺。
首先，社會政策目標與社會福利理念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再分配時代社會政策的目標是通過“再分配機制”實現社會公平。在實現手法上，各種福利資源都高度集中在國家手上，並通過科層制的官僚體繫執行社會政策。市場化改革以來社會政策日益失去獨立性並轉向服務於經濟增長，社會政策改革的出發點是為了減輕國家和企業的負擔，弱化國家在社會福利提供上的角色和功能，忽視了公眾不斷增長的福利需求①。在福利理念上，改革者普遍認為再分配時代所提供的普遍福利是導致經濟效率低下和缺乏競爭力的重要原因，市場化改革之前由國家提供的福利待遇已經成為國家的福利負擔。因此，政府在公共服務領域不斷後退是整個市場化時代最重要的社會政策特征。同時，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席卷全球並在社會輿論中占據主流，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東亞發展型國家到原社會主義國家，都不約而同地將新自由主義當作改革的模板②。這種思潮在西方福利國家改革中主要表現為混合福利模式的提出，市場作為一種更為高效的福利生產方式越來越得到重視。在國內體制改革目標轉變以及國際福利國家改革的雙重影響下，中國在福利供給的責任與福利的生產方式兩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轉變。在“由誰負責”上，個人和家庭被認為應當承擔起福利供給的主要責任；在“如何提供上”，不斷從集權的治理模式走向分權，民營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的改革措施被廣泛接受並付諸實施。總體而言，福利的籌資和供給都應該由國家走向市場或其他非政府組織，這成為主導市場化改革階段中國社會政策和福利的核心理念。也正是在這種理念的影響下，20世紀八九十年代養老服務政策關注的重點是福利機構的社會化改革。
其次，制度變遷與結構轉型雙重壓力下的經濟社會管理方式變遷，導致家庭的養老服務功能被日益弱化。家庭結構轉變造成的家庭照料資源下降是其養老服務功能弱化的重要原因，但這種服務供給能力的下降更多是結構性因素引起的。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等因素從以下幾個方面削弱了家庭的社會保護功能：一是家庭成員的就業結構由體制內為主轉向體制外為主。絕大多數企業從再分配經濟時代的“單位”轉變為市場經濟時代的自由競爭者，企業既沒有義務也不太可能承擔幫助職工平衡工作和家庭責任矛盾的社會責任。諸如養老服務這樣的家庭責任被當作是與企業無關的個人私事，特別是由充分就業制轉向勞動力市場的“優勝劣汰”制，個體也都傾向於在工作和家庭責任之間選擇前者。二是居住結構由單位小區轉向商品化住宅。“單位制”的瓦解造成了居住和工作的徹底分離，特別是住宅商品化改革使得個體對居住社區認同感降低，社區互助和鄰裡守望相助等傳統社區精神衰落，社區也喪失福利提供平臺的職能，特別是社區福利功能如老人照顧也逐步社會化和商品化①。家庭在承擔老人照顧責任時較少能夠獲得來自居住社區的正式或非正式支持。三是社會管理結構由“嵌入型”轉向“原子化”。市場經濟時代個體的流動性空前增長，原本深度嵌入在單位、家屬區或村莊中的個體日益轉變為“原子化”個體，傳統社會管理對家庭生活的深度介入也逐漸後撤到僅在法律層面上對婚姻和贍養等進行管理。這一方面降低了家庭的穩定性，客觀上削弱了家庭的養老照護資源；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家庭養老的文化意涵，主觀上削弱了家庭提供充分養老服務的道德自律性。總的來說，再分配經濟時代通過家庭進行傳導的福利生產機制被徹底瓦解了，家庭在繼續承擔養老服務責任的同時已經無力提供必要的服務內容，這就需要在國家和家庭之外尋找新的養老服務供給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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