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識與淪陷區文學》：
二 日常生活體驗與女性民族意識
日偽統治下的文化政策是要禁絕一切激發民族意識對立、對時局具有逆反傾向的作品，另外又千方百計強迫與誘使作家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而寫作。我們當然知道，作為民族整體中的女人，她們的群體利益和個人利益與民族國家有契合之處。出於現實考慮與歷史語境的制約，既不能延續五四以來女性作家對國家命運進行直接關注，又不願完全執著於脫離現實的純藝術，淪陷區的女性作家更容易轉向女性自我的空間。而且在進入現代文化市場化的大語境中，女性作家也相對地獲得了一些能夠周旋的自在空間。不同於“男性的民族身份與個人身份的緊密糾纏不僅是歷史的，也是宿命的”①。淪陷區尤其是文化市場更為發達的上海，對於張愛玲、蘇青們來說並不是“水土特別不相宜”的土地。
在淪陷區女性作家的筆下，日常生活的寫作占有絕大部分的內容。這種寫作現像的出現，本身就隱含著中華民族在暴虐之下的無奈與屈辱。究其原因，首先應該是在民族危機下，身處淪陷區的作家不能“我手寫我口”所致。淪陷區出現日常生活寫作現像的背景有如當時《大眾》雜志在其創刊號的獻詞所言：“我們今天為什麼不談政治？因為政治是一種專門學問，自有專家談，以我們的淺陋，實覺無從說起。我們也不談風月，因為遙地狼煙，萬方多難，以我們的魯鈍也絕不忍再談。我們願意在政治和風月之外，談一點適合於永久人性的東西，談一點益於日常生活中的東西。”②編者心中自然明白在民族危難之中，不便也不能談政治，但更不願昧著良心隻談風月，相對而言，關注與民生有關的日常生活是一條較為折中的方法。其次，日本侵略者和汪偽政權嚴密的管制也使淪陷區新文學傳統受到沉重的打擊，並割斷了淪陷區與內地的文學交流，失去更多的外界信息與刺激，而對日常生活的體驗則是真實且切身的，這也催生了日常生活寫作的興起。此外，女性對於戰爭本能的隔膜，也使淪陷區女性作家更為關注個體的生命、日常的瑣事和女性自身的“私語”。不可否認，淪陷區女性作家對日常生活的熱衷，也並不全是由於時局所限。特別是處於上海這一華洋雜居、現代化程度較高的都市裡，市民階層的形成對於宏大敘事的疏離，也是不少作家放棄更貼近民族命運的寫作而轉為關注日常生活的一個重要原因。張愛玲就曾說“文人能夠救濟自己，免得等人來救濟，豈不是很好的事麼”①？既然想救濟自己，就必須讓作品暢銷，這也迫使作家的寫作必須貼近市民生活。有意回避政治的心理使淪陷區的市民更傾向於描寫世情人生、飲食男女的作品。
……

我雖然是從淪陷區文學研究開始自己的學術思考，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一直未離開這一領域，但帶的十幾屆博士生中，隻有馮昊一個人選擇了淪陷區文學研究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選題。我的學生選擇做租界文化和中國現代文學、章太炎研究等題目的，各有其難度。馮昊選擇淪陷區文學研究，且在後來繁忙的工作中一直未丟棄這一研究，取得了成果，發表了諸多論文，爭取到了國家和教育部課題的立項。如今又有《民族意識和淪陷區文學》一書的出版，我想這其中當有他自己的學術興趣在。這種興趣，不隻是學術研究的知難而進，也有對文學史的開闊把握和深刻感知。
淪陷區文學雖然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特殊狀態，卻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形態，甚至說它帶有中國現代文學普遍性的趨向，反映出中國現代文學的本質性特征也不為過。20世紀初的中華民族面臨存亡一線的危局，這是中國現代文學開始自身進程的最重要的背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巨大壓力下，借助外來現代性思想資源開始民族復興，是中國現代文學面臨的包含歷史悖反的社會進程。中國現代文學的諸多重要問題都源出於此。近代西方列強強迫割讓、租借香港，在中國眾多重要城市設立租借地，隨後又有東方近鄰日本占據中國臺灣，進而並吞東北……在這些殖民地空間，誕生了中國現代文學，其形態最可能回答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殖民地半殖民地進程中的中國社會，會產生什麼樣的中國現代文學？由於殖民地社會政治壓迫性、衝突性之顯著，其文學研究難免遭受政治判斷的影響。30多年前淪陷區文學研究尚是禁區，之後展開也曾承受諸多政治宣判的壓力。對淪陷區文學，以大義凜然、斬釘截鐵的政治結論一言以蔽之，是最保險的做法，但也失去了一個很好的研究對像，失去了一種值得珍惜的文化資源，馮吳這部著作要研究的“民族意識與現代文學”，就是淪陷區文學擁有的一種豐富資源。
馮昊在“導論”中的“關鍵詞解釋”中將“民族意識”視為其研究淪陷區文學最重要的關鍵詞，並作了自己的梳理，顯現出“民族意識”的復雜內涵，它確實是淪陷區文學乃至中國現代文學的核心價值所在。我們今天所關注的“民族意識”是源自中華民族傳統，又產生於“中國”這一現代國家的產生語境中的“民族認同”。19世紀末至今，中國社會往往被隔離為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間，例如本書所研究的“1931年至1945年”，中國大陸就有民國政府管轄地區、淪陷區和中共政權地區（蘇區、敵後抗日根據地），而如今也還有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等不同社會制度的地區。這種情況使得“民族認同”既表現為國族認同，也表現為倫理價值認同、文化審美認同因而其內容有了不同的模式，而不同模式及其關繫纔足以揭示“氏族認同”的內涵。淪陷區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被外來殖民國家統治的地區，殖民地環境中民族意識的考察，是我們認識自己民族歷史、性格非常重要的內容，而這種考察的對像是文學，更足以讓我們深入自己民族歷史、性格的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