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外交往的日益頻繁，為了應付傳統經濟管理體制的不足，清政府逐漸增設了一些臨時或固定性的管理內外商務的行政機構，由此，傳統中央實業行政管理體制開始出現新的趨向，並開始向現代化轉型。因中央實業管理機構所負責的農工商礦各業直接關乎經濟社會的發展，關乎民眾生活水平的提升，所以對之進行深入研究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
《清末民初中央實業管理機構整合及轉型研究》作者詳細考察了清末民初以來中央實業管理機構的設置變化與現代轉型，指出這種轉型是清末以來社會進步發展的客觀需求，並加速了中國社會早期現代化的進程。作者在書中認真梳理了中央實業管理機構的內部組織和人事構成，認為其采用分科治事的方式，責權明確，是對傳統模糊治事方式的揚棄，是行政制度現代化的重要體現。
《清末民初中央實業管理機構整合及轉型研究》深入研究了中央實業管理機構的職權運作及其績效，肯定了其積極作用。但亦指出不能因其某些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還未能盡如人意，而以偏概全地否定之。通過對近代以來中央實業管理機構的現代轉型進行整體考察和梳理，必將對認識和理解晚清以及民國初年的歷史產生積極影響。

丁健，河南太康人，歷史學博士，現為安陽師範學院歷史與文博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北洋集團及清末民初社會轉型研究，曾在《史學月刊》《歷史檔案》《歷史教學》《民國研究》《暨南史學》《近代中國》等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40餘篇。目前主持項目主要有：全國高校古籍整理項目《錫良年譜長編》，河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袁世凱與晚清政局》，河南社科普及項目《日記裡的民國》等。

緒論
一 選題緣由及意義
二 學術史回顧
三 主要資料與研究方法
四 創新與不足

第一編 中央實業管理機構設置之歷史沿革
第一章 清末商部創設前之農商管理機構概述
第一節 戶部、工部、內務府
第二節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南洋大臣、北洋大臣
第三節 商務局、農工商局
第二章 清末中央實業管理機構的設立及整合
第一節 商部的設立及其機構人事
第二節 商部改組為農工商部
第三節 商部、農工商部主要活動評述

第二編 民初中央實業管理機構的設立
第三章 民初中央實業管理機構的初步設置
第一節 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
第二節 設立過程中之權力糾葛
第三節 農林、工商二部之籌建
第四章 民初中央實業管理機構的整合
第一節 合並之緣由
第二節 二部合並之經過
第三節 二部合並之評價

第三編 民初中央實業管理機構之組織架構
第五章 官制
第一節 農林部官制評述
第二節 工商部官制論析
第三節 農商部官制述評
第四節 分科治事制度及地方行政機構
第六章 人事與經費
第一節 人事制度
第二節 主要人事賡續
第三節 關鍵人物及其施政理念
第四節 經費
……

第四編 民初中央實業管理機構的職權運作及其績效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清末民初中央實業管理機構整合及轉型研究》：
一商部創設之醞釀
集士、商於一身的鄭觀應，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中最早提出設立商部的主張。他在《盛世危言·商務一》中指出：“今朝廷欲振興商務……莫若奏請朝廷增設商部，以熟識商務，曾環遊地球、兼通中西語言文字之大臣，總司其事；並準各直省創設商務總局，總局設於省會，分局即令各處行商擇地自設，總局則令各處行商，每年公舉老成練達有聲望之殷商一人為總辦。”①在該書《商務三》中他又對商部的職責及其地方垂直機構的設置作了明確的設想，再次闡明“必於六部之外，特設一商部，兼轄南、北洋通商事宜。南、北洋分設商務局於各省水、陸通衙，由地方官公舉素有聲望之紳商為局董，凡有所求，力為保護”，商務局隨時將有關商務諸事，或咨察於南北洋通商大臣，或送達商部，商部統計盈虛，上奏朝廷，從而做到“興廢當，謀劃周，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勢合，利無不興，害無不革……至於下則必於商務局中兼設商學……再由各府、州、縣札飭各工商設立商務公所”②。盡管鄭觀應的思想主張在當時並未引起多大的共鳴，也沒有引起清廷的足夠重視。但其思想的前瞻性，預見性是同時代人所無法比擬的。其所帶來的影響，亦深深地扎了根，特別是對清廷高級官員的影響，更是不容忽視。
繼鄭觀應之後，早期維新思想家陳熾進一步闡發設立商部的必要性，其在《創立商部說》中頗為激動地寫道：“不立商部，何以保商？不定商律，何以護商？不於各城各埠廣設商務局、遍立商務學堂，何以激揚鼓勵、整齊教誨諸商？假使無商，何以有稅？假使無稅，何以濟用？假使無用，何以為國？燃眉之急，切膚之災，殆不得置之膜外矣。”對於甲午戰後各地商務局推進速度緩慢這一情況，他進一步指出：“‘刻總署議準各省設立商務局，選舉商董，求通下情。然地方官吏，大都一笑置之，即便實見施行，亦惟以一紙官文奉行故事，而於商人奚益也？而護商務奚裨也？蓋中國之官商相去懸絕，不設專官以隸之，不設專律以防之，不定地方官吏之考成功罪警之，而欲恤商情，振商務，保商權，是猶緣木求魚，欲南轅而北其轍也，其必不可得已。”①陳熾主張設立商部的著眼點仍是保商護商，而不是把商部作為一個亟須建立的一個行政機構來看待。僅僅從商民的利益出發無可厚非，但不考慮清廷的利益，設立商部是不可能得到實現的。
何啟、胡禮垣在《新政論議》中則提出“中國吏、戶、禮、兵、刑、工部之設，由來已久，而新政既行，則宜並吏禮兩部而為一，名日內部，而添商部、學部、外部，合兵刑工而為八部。論其次序則商部為第一……商務不興，則不能與敵國並立，故加立商部且進之為第一者，欲中國以商務稱雄也”②。何啟、胡禮垣主張設立的商部願望更為強烈，且把商部抬到一個很高的位置，“論次序商部為第一”，並把商部的建立與變革政治機構結合起來，無疑更是順應了時代潮流。因為傳統六部已很難適應時代之要求，改革已是勢在必行的事情。此議一出，逐漸在開明的高級官員之間引起共鳴。
鄭觀應、陳熾、何啟、胡禮垣等所提出建立商部的主張，為以後商部的創設，作了充分的輿論動員。使人們認識到“二十世紀之世界.一全球相爭相競之世界也，競爭之目的，在求所以自存，而達目的之方法則必以戰爭為用。然自哥倫布航海得新地以來，已漸易其兵戰之世界而為商戰之世界，且商戰之勝負，其利害得失之關繫，於其國者尤較兵戰為甚”③。而逐漸走向成熟的發展工商思想，必然會對上層決策人物產生影響，也勢必對清政府進行的工商改革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從而影響國家政策。但一種理論的提出，要付出實踐，就必須有適當的人來施行，對於商部設立來說，這些人就是清廷的高級官員張百熙、徐琪等。
……

中華民國初期（1912-1928），學者約定俗成稱其為民初，①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是中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重要轉型期，而在這個轉型期，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般的變化：比如政治方面，政治現代化急劇發展，政治精英急迫挽救民族危機，以達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追逐國際新潮流，辛亥革命後確立民主共和新體制，先以美國共和奠其基，繼移法國民主共和模式定其型。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的諸多表現形式——選舉、國會、憲法、政黨、內閣等無不一一嘗試和運作，中國人開始享有言論、著作、刊行、集會、結社、居住、遷徙、信仰之自由，有請願、訴訟、應試、選舉等權利，這在中華五千年歷史上都是破天荒的。
民初經濟快速發展，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的好的時期之一。到“五四”前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到了黃金時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情況，我們用一組數字來表示：比如1912-1918年的6年間，投資總額比清末甲午戰爭之後到辛亥革命的16年的投資還多300。中國著名的資本集團，鋼鐵大王、棉紗大王、造船大王、面粉大王等均是這一時期湧現出來的。再從注冊公司數目來看，“僅從公司注冊數來說，辛亥革命前的1903-1908年，新工業公司在舊商部注冊的僅為265家，平均每年注冊企業約44家，而1912-1921年在北洋政府農工商部注冊的企業則為794家，平均每年注冊約80家，比辛亥革命前增加一倍。”①工廠企業多了，工人階級的隊伍當然也壯大起來了。辛亥革命之前，中國工人階級產業工人有60萬人，到1920年達到200多萬人。關於這一時期經濟發展，有許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辛亥革命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北洋政府的積極努力等。尤其是袁世凱執政時期的努力，袁世凱政治上集權專制，發展經濟不遺餘力。他繼承、繼續了晚清北洋新政的事業而進一步發展，制定了一繫列發展經濟的政策、法令、法規，重要的達幾十項之多，②初步完成了中國近代經濟法律體繫的架構，為經濟的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和法制保證。同時體現在經濟生活實踐中，在較為完善的法律法規保護和引導之下，經濟快速發展，無論是從規模、範圍還是從影響上，民國初年經濟發展的速度與總量，都大大超過了晚清幾十年的總和。袁世凱以後的北京政府，也都很重視發展經濟，這是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