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德裡羅小說的後現代政治寫作》將德裡羅的研究視域置於晚期資本主義的歷史語境之下，從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觀和歷史唯物主義觀的視角出發，提出後現代政治寫作這一議題。在基於文本歷史化和語境化的總體性批判策略基礎上，通過發掘作品的內涵，從消費主義倫理觀與極權主義、後殖民話語與帝國霸權、美學化政治與烏托邦、例外論思潮與陰謀政治、歷史的終結與敘事話語、媒介化霸權與民主政治方面的共性與差異，探索文本與社會的關繫、再現特定的歷史敘事主體、批判並反思歷史事件成因及其遺產，指出德裡羅獨特的“政治寫作”是作為貫穿於其創作的一條主線，全面展示德裡羅的政治美學。結合後現代主義審美藝術形式的探討，指出小說家解構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客觀歷史和單一知識形態的創作嘗試，挑戰當代美國社會的主導性文化價值邏輯，追問美國歷史的走向和人類未來的命運，為人們探知社會問題的歷史根源和現實基礎提供了另類視角。

史岩林，男，河北張家口人，文學博士，北京工商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與文化、西方文論，發表論文多篇，譯著一部。

緒論
0．1 德裡羅創作概況
0．2 國內外研究現狀
0．3 選題緣由與依據
0．4 基本觀點與框架結構

第1章 消費社會的極權主義欲望
1．1 後工業化社會的技術理性
1．2 後工業化社會的消費主義
1．3 後工業化社會的極權主義

第2章 後殖民話語中的權力範式
2．1 殖民話語與帝國霸權
2．2 媒介權力與圖像帝國
2．3 歷史終結與後歷史恐慌

第3章 後冷戰時代的政治審美化
3．1 冷戰意識與末世情懷
3．2 棒球美學與種族主義
3．3 審美意識和政治美學

第4章 例外論思想下的政治圖景
4．1 陰謀敘事與參與者
4．2 政治陰謀與偏執狂癥
4．3 政治謀殺與美國例外論

第5章 歷史終結後的反敘事話語
5．1 “9·11”事件後的社會圖景
5．2 反敘事的政治寓意
5．3 創傷與哀悼

第6章 媒介化社會中的文化政治
6．1 後現代媒介與歷史書寫
6．2 後現代媒介與時代的精神圖景
6．3 後現代媒介與空間政治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論唐·德裡羅小說的後現代政治寫作》：
1.1.1資本運行邏輯下的技術異變
德裡羅在接受采訪談到自己的創作過程時，曾說道：“1982年回國時，我開始注意電視中以前被忽視的內容。這就是日常生活中有毒物質的洩漏，包括新聞、天氣和毒氣。這種現像以前沒人提過。這類似於電視真人秀。人們參與到這些糟糕的事件中，受它們的影響，卻沒有人談論。這是我創作《白噪音》的原因之一。”②他在接受另一次采訪時，又說道，媒體和電視的力量在過去幾十年變得異常強大，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敘事話語。人們越來越需要鋪天蓋地的、聳人聽聞的壞新聞。它幾乎取代了家庭生活，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電視不停地播放著災難場面，誘發人們千禧年的末世感。電視制造我們，把我們塑造成某種類型的消費者。我們消費這些暴力行為。這就像買產品，實際上是市場生產的一種時尚。但它也是真實的，它就是現實生活，一切都發生在我們的電視機中，這種現像值得我們關注。③顯然，德裡羅對電視等媒介的論述涉及後工業化社會的技術效用問題，尤其是愈加嚴重的負面效應。眾所周知，作為人造物的媒介技術在改造自然、促進社會發展的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不僅極大促進了人類社會物質財富的豐富，而且有效地滿足了人類精神生活的需求，但它在使人類征服自然、脫離物質和精神束縛的同時，媒介技術的濫用和誤用正在束縛著人類全面自由的發展，威脅著人類的生存狀態和思維方式。
在《白噪音》中，現代技術對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改造完全不同於早期工業化時代，它不再是克服自然障礙、造福人類的力量，而是完全取代了它們的位置，成為引人膜拜的新景觀。對傑克家人而言，由於實在物與人造虛擬形像和符號之間的差別被媒介技術抹去，現實世界與媒介技術構造的擬像社會之間的界限也就自然而然消失了。當傑克和同事兼知己莫利·傑伊·西斯金德（Murray Jay Siskind）去參觀一個名叫“美國被拍攝最多的谷倉”時，廣告牌、宣傳片、遊覽車、紀念品展臺和數不清的照相機等人工制品取代自然物成為新的景點，顛覆了傑克和莫利對自然人文風光的美好期待。由於谷倉在人類繁衍生息的歷史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而且現在仍舊廣泛應用於鄉村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它連同周遭的附屬物都是人類文明歷史發展的見證，人們保護和參觀這些景觀的要義就是要確保記憶的永恆和文明的傳承。但資本主義商業開發的根本目的是要在有限的時空內獲取最高額的利益回報，因此必須要復制和生產有別於舊式的、落伍的、老掉渣的新產品，吸引遊客的“眼球”，創造一種“假日”休閑的娛樂氛圍，促進產品的加速流通。這些產品就是借由媒介技術瞬間生成的谷倉影像和符號，它們具有無限復制和穩定不變的特性，消解了凝結在谷倉中的時間和人力光暈。所以，後現代的遊客對於真正的谷倉並不感興趣，“因為我們已經讀過簡介”；“看到人們在拍照留念”，我們需要重復相同的行為，拍攝其他人拍過的場景，因為“我們是後現代光暈的一部分”。①就這樣，承載公共記憶的歷史谷倉消失在不斷重復的集體消費行為中。真實的自然人文景觀不僅被泛濫的圖像和符號所取代，而且被成功吸收進廣告牌的圖像、旅遊小冊子和遊客拍攝的照片中，遊客再也看不到具有重大社會歷史意義的自然，感受不到它的偉大魅力。
這種現像在法國學者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看來，具有標志性意義。他認為，無論是紙質媒介還是現代視頻媒介，20世紀有關傳播技術模式的發展說明，技術在給社會帶來實際效用的同時，技術邏輯總是服從於社會和歷史的邏輯。文化工業產品的生產制作和市場推廣過程中，除去文化概念本身，起決定作用的主要還是資本的邏輯。而以商業利潤主導的文化傳播背後則隱藏著新的權力形式和新的社會整合形態，在後現代話語中意味著社會的終結、社會意識的蒸發和社會意義的缺失。②這也是詹明信所說的“歷史感的消失，那就是這樣一種狀態，我們整個當代社會繫統開始漸漸喪失保留它本身的過去的能力，開始生活在一個永恆的當下和一個永恆的轉變之中，而這把從前各種社會構成曾經需要去保留的傳統抹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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