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電影劇本創作論》主要探討了夏衍的電影創作之路、電影創作觀念的嬗變、電影的改編特色，夏衍修改電影劇本的心態、動因、策略，以及他對父親形像、女性／母親形像塑造的意義幾個方面。
《夏衍電影劇本創作論》作為中國電影的開山鼻祖與中國電影的實際領導者，夏衍的電影劇本創作一直領著中國電影的發展。
《夏衍電影劇本創作論》的研究成果對於當下的電影研究者、創作者都有著啟發借鋻意義。

王俠，1986年生，安徽阜陽人。2016年畢業於西南大學文學院，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重慶郵電大學傳媒藝術學院講師，中國藝術研究院在站博士後。在《電影藝術》《當代電影》《電影新作》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文章曾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參與和主持國家項目、省部級項目等多項。

緒論
第一章 夏衍電影劇本創作概覽
第一節 走向電影創作之路
第二節 電影劇本創作略述

第二章 夏衍電影劇本創作觀：從與戲劇的關繫說起
第一節 電影與戲劇觀念的嬗變
第二節 電影是否具有戲劇結構
第三節 電影是否設置戲劇衝突
第四節 電影創作與戲劇創作的互文同構

第三章 夏衍電影劇本的改編論
第一節 革命因素的增強：《風雲兒女》
第二節 社會現實的深化：《祝福》
第三節 教育主題的凸顯：《憩園》

第四章 夏衍電影劇本的修改論
第一節 夏衍修改電影劇本現像掃描
第二節 夏衍修改電影劇本的要素
第三節 電影劇本修改案例分析：《魯迅傳》上集

第五章 夏衍電影劇本人物形像論之一：父親形像
第一節 父權的顛覆與陷落
第二節 父親的缺席與置換
第三節 父親形像的歷史化改寫
第四節 理想父親的反向建構

第六章 夏衍電影劇本人物論形像論之二：女性／母親形像
第一節 沉淪與覺醒中的女性
第二節 苦難與抗爭中的母親形像
第三節 個案分析：女性／母性身份的羼和

結語 對夏衍電影劇本創作的反思
附錄 夏衍電影劇本出版情況說明

參考文獻
後記

《夏衍電影劇本創作論》：
夏衍還把那個敢愛敢恨、敢作敢當的少男寒兒變成了一個同樣性格的少女，不計前嫌和代價地拯救她那不可救藥、不成人樣、遭人唾棄的父親。夏衍在《（憩園）後記》中說把寒兒改為女孩和把黎先生刪去一樣“是為了適應香港這個特定環境”，但他又沒說那時的香港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特定環境。王宇平在《夏衍與（憩園）的三種講法》一文中認為夏衍並不像他所說的適應香港的環境，而是“刻意保持了原著小說中沉郁的敘事氛圍，放緩了對之戲劇化和通俗化的努力，同時也擱置了香港左派電影傳統中的啟蒙敘事和道德教育”。從這樣的解釋中，可以看出王先生所理解的“香港這個特定環境”是指戲劇化和通俗化以及香港左派電影的啟蒙敘事和道德教育，但依然看不出這和改變寒兒性別有什麼關繫。筆者認為應該從劇本內部來探究這個問題。在劇本中，小虎和楊夢痴的對應關繫是十分明顯的，姚國棟與趙老太太對小虎的嬌慣和楊夢痴從小對他的嬌慣是一樣的，小虎不肯學習、沉溺賭博、唯錢是親的個性，和楊夢痴喫喝嫖賭的性格也是十分相似的，劇本也多次通過姚家下人之口暗示小虎會重蹈楊夢痴的覆轍，這也加劇了萬昭華渴望教育好小虎的迫切感。於是寒兒拯救楊夢痴與萬昭華拯救小虎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更進一層的對應關繫，由此可以推導出寒兒與萬昭華同時作為拯救者的對應性，她們拯救的結果也是成對應關繫的，楊夢痴和小虎一前一後的死亡宣告了二人拯救活動的失敗。如果把寒兒變成女性，這種對應會更讓人易於接受。不僅如此，我們在前面說過小說中幫助寒兒實施救父計劃的主要人物是黎先生，劇本刪除了黎先生的人物設置並把他的善行挪到了萬昭華身上，即將一部分的黎先生並入了萬昭華，也就是說把男性的黎先生進行了女性化，這樣一來寒兒也應該變成女性，這也是出於對應的需要。又因為黎先生和寒兒之間的許多事情已經變成了萬昭華和寒兒之間所發生的，如果寒兒是一個女性的話，與萬昭華的互動會更方便和合乎情理，寒兒雖然是個孩子但也已經十多歲，在那個年代萬昭華應該不會和一個大男孩交往太過密切。即便在創作心理上來講，以上說法可以順理成章，還有一個問題是不可回避的，即作為女兒的寒兒拯救父親是否比作為兒子的寒兒更具有合理性？對此王宇平先生認為女孩在觀眾心中更具情感化，在大兒子和生驅趕父親給觀眾造成不適之後，再由女兒寒兒執著於和父親的情感維繫，可以將功補過地贏得觀眾的同情，同時少女寒兒關心父親也使得敗家的父親“釋放出他慈愛、善良和書卷氣的一面，而他的一再避開寒兒也傳達出他對家人的懺悔”。這種分析是非常精到的。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女孩看起來比男孩更為弱小，但這麼一位纖弱的女孩卻有著強大的拯救父親的意志力和執著感情，如此強烈的反差可以給觀眾造成更為強烈的心靈震撼，情節的張力會更加凸顯。
與萬昭華拯救繼子小虎完全出於責任心不同，寒兒拯救父親沒有昭華那樣理智清醒的教育責任心，而是被天然的、不能自已的父女感情驅使，所以她的失敗更讓人覺得惋惜。無論是在小說、劇本還是電影中，楊夢痴的形像都不是那種敗家子的可惡嘴臉，除了大兒子和生一再數落和驅趕他之外，其他人對他持有的都是可憐大於可憎的態度，比如楊家的舊僕人李老漢一提到楊夢痴就流眼淚，表現出對舊主人的無比忠心，楊夢痴的老婆還給落魄歸來的丈夫換干淨衣服、盛飯喫。楊夢痴對自己浪蕩行為給家人造成的傷害是有認知的，他的怙惡不悛就在於一個“痴”字，他對外面包養的妓女產生了真感情。
……

稱夏衍先生為“公”，不是我的發明，而是師法時任中國電影家協會書記處書記的恩師羅藝軍先生。1985年秋赴京求學，到甘家口羅先生府上拜見導師，從羅先生口中第一次聽到這一尊稱。此後數十年，每當羅先生提及夏衍，總是以“公”尊稱，可見夏衍在羅先生心中的地位。我也就從此改口，凡遇公共場合，每每以“公”稱夏衍先生了。
其實，我第一次從口中叫出夏衍先生的名字，卻是一個不小的“烏龍”。仿佛是在1961年的春節，隨父母進電影院觀看革命歷史題材影片《我的一家》。剛上小學三年級的我，在班上也夠得上學霸的級別，識字量遙遙領先於同齡人，有了這項資本，難免就喜歡顯擺，尤其喜歡在人多的場合識認生僻字，以期博取贊許和崇拜。那天電影片頭字幕一出來，我就高聲念道：“編劇夏xing”，立刻聽見黑暗中有人說：“果然是哈，四川人生得尖，認字認半邊！”引得周圍觀眾一陣哄笑。額頭上頓時就挨了母親賞來的一顆栗子，以及輕聲呵斥：“看電影不準發聲！認不得的字不要念出來。”盡管大半場電影是噙著眼淚看的，但至今快60年過去，《我的一家》中的好多場戲，甚至好多鏡頭，於藍、孫道臨二位大師塑造的人物形像，還清晰地留在記憶中，也知道了那個叫夏衍的人是個了不得的大編劇，當然，更大的收獲還是讓我知道，將三點水嵌入到彳亍之間組成的那個字，就不能再讀成xing，而應該讀成yan。
待長到十多歲時，又知道了當年夏公和陽翰笙、田漢、周揚一起組成了很不光彩的“四條漢子”，其罪名是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執行了資產階級的文藝路線，在文藝創作中宣揚“人性論”。恢復高考，進了大學，讀到了夏公著的《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決定了我今世的職業選擇和人生道路。
由於夏公的一生縱貫整個20世紀的中國電影史，因而後來的閱讀中，幾乎總能與夏公不期而遇。然而夏公真正在心中活了起來，還是進入新世紀以後的事了。2009年，我申報的國家社科基金藝術類項目“國家體驗與國族認同：17年少數民族題材電影的文化意義與政治功能”獲批當年的重點。為了完成這一項目，我查閱了大量的史料，從中發現，在共和國電影發展的一些歷史關鍵環節，總能看到夏公的身影，總能看到他老人家充滿智慧的操作，巧妙推動中國電影向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以《五朵金花》為例，1959年春天，要不是夏公正確領會周恩來總理的指示精神，迅疾推動落實，找到昆明軍區政治部，指示由趙季康、王公蒲擔任編劇，僅僅一個星期就完成了劇本的初稿創作。劇本完成後，夏公親自督導長春電影制片廠抓緊攝制，使電影得以成功在當年國慶上映，為共和國十周年慶典獻上了一份大禮，並且為中國電影史成就了一部不可復制的藝術經典。要知道，直到1958年末、1959年初，各大制片廠上報到中央書記處的國慶十周年獻禮片的片目，還多半是血雨腥風的歷史題材，少量的現實題材也都充斥著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完全看不見一點喜慶的氣氛。這讓時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鄧小平很生氣，這不是自我打臉麼！共和國成立十年，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盡管並不盡如人意，但神州大地重現了數百年未見之團結繁榮的盛景，卻是鐵板釘釘的事實。國慶十周年這樣一個宣傳中國共產黨十年執政偉大成就的大好機會，豈能自我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