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 文本·史料·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片論》分三大部分，分別從文本細讀、史料研究和學人評議等方面對中國現當代文學進行了專題性的研究。“文本與方法”注重文本細讀，從具體的文本出發，利用新批評的細讀原則和形式主義文論的敘事學方法，在文本分析的基礎上，對文本的人物形像、敘事藝術、主題意蘊等多方面深入開掘，力圖得出一些創新性的結論。“史料與問題”主要是從文學史料、文學期刊、文學版本等文獻出發，采用無征不信、論從史出的史學原則出入於文學歷史，在觸摸大量一手原始文獻的基礎上發現問題，力爭做到“采用新材料以研究問題”並試圖得出富有價值的科學結論。“學人與學術”主要是關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的學術評議，也即所謂“研究之研究”，側重對學人學術史研究的探討和梳理，把學人的研究論著置於學術史的宏闊背景中加以觀照，在此基礎上考察研究者各自的學術貢獻及對於現代文學學科的建設意義。
《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 文本·史料·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片論》三大部分涵蓋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所涉及到的文本、史料、學術史與研究方法等諸多問題。

劉進纔，男，1967年生，河南汝南人。1996年畢業於河南大學中文繫，獲碩士學位。2002年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繫，獲博士學位。2004年10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博士後流動站。現任河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曾被評為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師，河南省教育廳學術帶頭人。先後主持完成河南省社科項目、中國博士後基金項目等多項課題。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四十餘篇，出版專著《京派小說詩學研究》一部。

第一部分 文本與方法
一 “白日夢”中的自尊與自憐
——《春陽》中嬋阿姨情感心態剖析
二 論施蟄存小說中的反諷
三 故鄉的失落與交流的阻隔
——魯迅《風箏》主題意蘊新探
四 文言白話之爭下的文化隱喻
——關於《孔乙己》創作主題另一解
五 《社戲》在當代中國的傳播與接受
——以中學語文教材對《社戲》的主題解讀為中心
六 論新感覺派小說的敘事語鏈
七 敘事傳統的顛覆和詩騷傳統的回歸
——從敘事角度看“新感覺派”小說
八 新感覺派小說敘事藝術論
九 論晚清小說的敘事藝術
十 風俗美學：歷史文化的民俗還原
十一 是控訴，還是懺悔？
——論喬葉小說《認罪書》的敘述策略與道德救贖主題
十二 鄉村的發現與鄉土空間的建構
——從文學地理學視角觀照20年代鄉土文學

第二部分 史料與問題
一 跨學科研究的史料問題
——關於尋求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新的生長點的思考
二 問題與視野
——關於“語言運動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思考
三 徘徊於史實與虛構之間
——中國現代歷史小說觀念探尋
四 《無望村的館主》的版本問題
——從“福建本”增加的“跋”談起
五 1917-1927：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理論資源的引進
六 1917-1927：中國現代詩學理論的崛起
七 1917-1927：現代文學批評範式的初步確立
八 在研究方法的更新中拓展與深化
——京派小說研究述評
九 京派小說詩學研究論綱
十 阿左林作品在現代中國的傳播與接受
十一 中國現代文學的源流與特征
——中國現代文學史緒論

第三部分 學人與學術
一 從文學史研究到學術史創構
——黃修已對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貢獻
二 從史料的發掘整理到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學的建立
——略論劉增傑的史料研究
三 從文本闡釋到理論建構
——論吳秀明的歷史文學研究及其學術史意義
四 中國現代小說語言歷史的總結與現代小說語言美學的宏偉建構
——論劉恪的小說理論及其學術貢獻
五 歷史，該如何敘述？
——從《中國當代新詩編年史（1966-1976）》說開去
六 為學科奠基發掘史料
——評劉福春《中國新詩書刊總目》
七 文本闡釋的有效性及其限度
——近年來《野草》研究的偏至
八 新文學建構中民間資源的探尋
——高有鵬的《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史論》
九 貫通古今的宏闊視野與民間文學思想體繫的宏大建構
——高有鵬的《中國民間文學通史》
十 史料的發掘與學術空間的拓展
——秦方奇編校《徐玉諾詩文輯存》的學科史意義
十一 扎實的文獻功夫與明確的問題意識
——評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話報刊研究》
十二 文學報刊研究與文學史闡釋空間的開創
——武新軍的《意識形態結構與中國當代文學<文藝報>（1949-1989）研究》
十三 問題意識與考辨功夫的融會
——評高恆文對周作人及其弟子的研究

附錄 師門求學瑣記
後記

《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 文本·史料·方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片論》：
《風箏》是魯迅散文詩集《野草》中的一篇，該篇並不像其他篇目那樣晦澀難懂，使讀者步人像征的森林難以窺其“哲學的堂奧”。從寫作風格來看，《風箏》似乎更接近魯迅的敘事散文《朝花夕拾》。也許正因為如此，以往的許多研究者在解讀《風箏》時自覺不自覺地采用索隱式的闡釋模式，常常把《風箏》看作魯迅兄弟失和後悲哀心理的寫照。其實，與《朝花夕拾》的寫實性或現實性不同，魯迅的《野草》更是“詩的”與“哲學的”。因而，解讀《風箏》應把它置於《野草》的整體框架中考察，這正是我解讀《風箏》的起點。
《風箏》的情節很簡單，從敘述分層上可看作兩個敘述層：第一個敘述層屬於超故事層，敘述“我”的故事，“我”在北京的鼕季，看到飄動的風箏回憶故鄉春天的風箏時節，無論在久已逝去的兒時的回憶中，還是在現實的嚴鼕中，“我”都感到無可把握的悲哀。這是一個自我內在心靈的故事。第二個敘述層是關於“我”和“兄弟”之間的故事。這一敘述層有兩個：其一，“我”曾經認為風箏是沒出息的孩子的玩意兒，冷酷地折斷了小兄弟偷偷制作的風箏；其二，20年後，已過中年的“我”意識到對於小兄弟精神的虐殺，“我”向兄弟懺悔以尋求他的寬恕，而兄弟卻全然忘卻了此事。
在一般人的記憶中，風箏應該是自由快樂的像征，而對於“我”卻是一種驚異和悲哀，這是魯迅式的獨特的生命體驗。那麼，《風箏》的抒情主人公“我”是如何超越現實的悲哀呢？在回鄉的衝動中，魯迅的筆觸開始靈動起來，敘述節奏也變得明快，語言也更富有色彩：“故鄉的風箏時節，是春二月，倘聽到沙沙的風輪聲，低頭便能看見一個淡墨色的蟹風箏或嫩藍色的蜈蚣風箏”，“此時地上的楊柳已經發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們的天上的點綴相照應，打成一片春日的溫和。”但這派生機勃勃的故鄉風箏時節的歡快描寫隻是一個瞬間乍現就凋落的溫馨，抵擋不住肅殺的嚴鼕所帶來的寒威與冷氣。魯迅在這不足兩千字的短文中兩次用到相同的關於現實處境的描寫，第一次是在文章的開始，“我現在在哪裡呢？四面都還是嚴鼕的肅殺”；第二次是在文章的結束：“我倒不如躲到嚴鼕的肅殺中去罷，——但是，四面又明明是嚴鼕。”這一構成像征意蘊的環境無疑是抒情主人公悲哀、孤獨心理的外化，那麼，這種彷徨於無地的悲哀其實質何在？或者說，是什麼導致了“我”無可把握的孤獨和悲哀呢？解讀這一點是探尋《風箏》思想意蘊的關鍵。
按照通常的解釋，“我”的悲哀來源於對小兄弟精神的虐殺。由於多年以前傲然地踏毀了小兄弟私做的風箏，中年以後纔知道遊戲是兒童的天使，於是這沉重的一幕，忽地在眼前展開，使“我”的心很沉重地墮下去了。倘若魯迅在《風箏》中隻是表達一個彰而不隱的對於兒童天性精神虐殺的悔過主題，那麼，他行文至此完全可以結束而不影響這一主題的充分表達。事實上，魯迅卻追加了對“精神虐殺事件”的意味深長的敘述。魯迅接著又擬設了兄弟之間中年以後的一場對話。這一對話場景與其說是兄長向弟弟補過的方法，不如說是兄長的懺悔。在基督教中懺悔是基於人自身的原罪而起，出於罪的自覺，人的罪過隻有在持續不斷的懺悔中纔會減輕並得以赦免，懺悔固然是由於對原罪的自覺，但畢竟是以罪的寬恕為前提。倘若懺悔得不到寬恕，懺悔便失去了其本質的意義，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懺悔者的罪感。那麼，兄長的懺悔得到寬恕了嗎？當“我”和弟弟談起兒時的舊事時，自說少年時代的這樁糊塗事，而弟弟卻驚異地笑著說：“有過這樣的事麼？”於是，魯迅寫道：“全然忘卻，毫無怨恨，又有什麼寬恕之可言呢？無怨的恕，說謊罷了。”寬恕是以怨恨為前提的，當弟弟以“有過這樣的事麼？”去反問兄長時，實質上斬斷了兄長“我”的懺悔之路，這原本設計好的一場握手言歡的兄弟對話與心靈溝通，卻被弟弟輕描淡寫的一句反問阻隔了。我們暫且不去探究弟弟是真正的忘卻還是有意的阻隔，但無論如何，兄長“我”乞求通過溝通與交流以化解內心深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卻更加沉重了，因而，魯迅感嘆道：“我還能希求什麼呢？我的心隻是沉重著。”
……

進入20世紀後，報刊成為文化傳播的主要渠道和方式。報社、學校、學會、沙龍以及近代中國輿論媒介共同構成中國社會的公共空間。《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旨在以20世紀中國報刊的興起、發展為切入點，描述20世紀在西學東漸、政權更迭等復雜政治與文化背景下中國新文化與新文學的重建過程，揭示20世紀文學活動、文學傳播和報刊媒介、文學編輯、市場及讀者之間的聯袂互動。
《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的研究對像是文化與文學的結合物，入手於報刊，立足於文學。它有可能打破作家生平的評述、文學名著的分析、文學體裁分類的傳統書寫模式，將報刊與文學互動的描述保持在制度、觀念、思潮、流派的宏觀層面。
《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以20世紀新思想新文學的重建為研究對像。文學史敘述的主要任務，是使過去的歷史得以復活。書寫者借助自己的主體精神解讀重現歷史，在總體上堅持大敘事文學史理念，以現代化作為歷史敘事穩固宏大的思想框架，以近代、現代、當代為歷史敘事起承轉合的三大時間平臺，探求一百年中國人的精神涅榘，建立報刊與文學共生共興的敘述與知識體繫。近、現、當代三大時間平臺分屬不同的政權形態，不同政權所形成的文化文學機制是絕然不同的。依據三大政權把20世紀劃分為近、現、當代，是一種革命話語。這是我們的書寫必須面對的話語體繫。但依據現代性的標準，我們還將有另一種話語體繫，這就是現代化的話語體繫。文化與文學的現代性，是伴隨資本主義的形成，大工業化時代的到來，以現代知識體繫為基礎並與之相適應的文化與文學表達。現代性可以賦予20世紀中國文學另一個完整的敘述框架。從這一框架出發，中國文化與文學的現代化一以貫之而不曾因政權的更迭而中斷。
20世紀中國新文化新文學的重建是在古與今、中與外兩對既相互衝突矛盾又相互融合支撐的文化語境中進行的。中國新文化新文學的重建，有民族的和西方的兩大思想資源，重建的過程是民族傳統文化文學和西方舶來文化文學融合生成的過程，充滿痛苦，也充滿活力。重建之後的新文化新文學，既有中國基因，又有外來血脈。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和中國經濟社會的現代化一樣，是活生生的“這一個”。“重現”、“重新復活”中國新文化、新文學重建過程，書寫活生生的“這一個”，就是通過文學透視“中國經驗”與“中國制造”。理論自信並保持理性判斷，飽含同情而張揚批判精神，是《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研究應該確立的寫作立場。
就傳播與文學知識體繫的建立而言，《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的主要任務是建構。書寫者須在對歷史文本的閱讀交流中，不斷形成視閱融合，產生新的成見成果。這些成見成果對已有的文學史可能帶來解構與重構。上述目標完成的基礎是報刊史料。對史料的掌握、分析、歸納、研究的水平，決定建構、解構、重構的能力。本課題在總體上堅持大敘事文學史理念的同時，不拒絕穿越學科、現像，尋找整體的裂隙與歷史的偶然，尋找思想碎片。從報刊史與文學史重合的時間節點上，聚焦問題，發現細節，以富有趣味的歷史發現，呈現歷史的多樣性與豐富性。歷史書寫的根據主要是史料文本。史料文本與史家的主體精神是相互作用的。對史料文本，要善於閱讀發現，更要善於歸納發明。學術預設的立與廢，取決於在文學史觀指導下作者對史料文本的把握駕馭。書寫者在紛纭繁雜的史料文本面前，要具備去偽存真、由表及裡、善入善出的能力。
在世界範圍內，20世紀是一個工業時代與後工業時代接踵而來的時代。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發展，面臨著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社會語境。精英意識形態、商業意識形態、大眾消費意識形態並存合流，精神生產、商品生產、大眾娛樂的界限趨於模糊含混。這一特點和趨勢，要求我們在書寫中，既要遵守文學史學科的傳統規範，防止泛文學化，又要注意上述趨勢對文學發展的深刻影響。
《報刊史料與20世紀中國文學史叢書》著眼於報刊傳播與文學發展互動研究，是增加現代文學史觀察維度的學術探索，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書寫者應注意著述的學術創新、學術水準和學術價值。處理史料文本，應注意獨特性、創新性、前沿性。對學術界已有的成說，轉引他處的文獻，要一一注明。在行文過程中，提倡文從字順，簡明扼要，求同存異，清新穩妥。避免人雲亦雲，概念堆砌，虛話套話，佶屈聱牙。
“雖不能之，心向往之”，願與叢書的寫作同人共勉。聊以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