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文化研究叢書 海上絲綢之路與16至17世紀中國文壇：以胡宗憲浙江幕府為中心》主要研究明代中期直浙總督胡宗憲（1512-1565）幕府的文學成就及其對其後文學史的巨大影響。
16世紀中後期是中國“被全球化”的歷史時期。與海戰、海上貿易密切相關，海疆局勢為文人纔俊提供了展示纔華的機會，海疆幕府極大地吸引著內地的青春文士。抗倭總督胡宗憲浙江幕府彙集了大批各路精英。在歷史動蕩時期，幕僚文士協助幕主鞏固了海防邊疆，穩定了明代時局。而與海戰相始終的幕府文學文化活動則直接引領了時代文**流。幕府文化生活的需要、幕僚文士的唱和交流使得此際產生了大批幕府文學，戲曲、駢文、小說爭奇鬥艷，軍事文學亦蓬勃發展。其中*有影響的是紹興名士徐渭。徐渭的創作代表了胡宗憲幕府文學的成就和時代文壇的發展趨勢。徐渭之後，許多纔華卓犖的文士在胡宗憲遇害後加入新的海疆邊防幕府，繼續從事軍事與文化活動。海疆幕府很大程度上直接繪制了中國16世紀中後期的文學地圖，並從此改變了中國的文壇生態。

朱麗霞，文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帶頭人，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學（SFU）講座教授。中國秦觀學會副會長。《文化中華》雜志副主編。主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地域文化等。在《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刊物發表論文六十餘篇，出版《清代辛稼軒接受史》、《江南·閩南·嶺南》、《清代松江府望族與文學研究》等專著十餘部。承擔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帶一路”國家文化戰略等課題多項。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王世貞全集>整理與研究》（12&ZD159）子課題。承擔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學（SFU）國家重大項目CCHF“加拿大華人史”（The Chinese Canadian History Fund）子課題。

總論

第一章 幕府與文人遊幕
第一節 張君有纔為時棄，闢向軍中作書記
——幕主延聘
第二節 隻為孟嘗能好客，故將長鋏一彈歌
——請求入幕
第三節 茗香盡日交蘭蕙，案牘千行傍荔枝
——幕府職責

第二章 遊幕與文學生態
第一節 白面書生能辦事，功名淝水到今存
——幕府酬唱
第二節 將軍開宴索詩文，有美虞姬捧爵勤
——遊幕與文學的誕生

第三章 胡宗憲幕府與嘉靖文壇
第一節 邺中玄醴寒於水，稷下雄談逞似雲
——胡宗憲幕僚及文學交遊
第二節 橫槊幾同江上賦，看花還共幕中杯
——茅坤與胡宗憲
第三節 南遊數千裡，名山遍行跡
——梁辰魚遊幕蹤跡
第四節 金陵弟子知名姓，樂府爭傳絕妙辭
——梁辰魚謀生與創作

第四章 徐渭遊幕與詩文創作
第一節 幕中賓客盛文詞，幕府黃金客再持
——徐渭遊幕對其文學創作的影響
第二節 幕中曾與眾人群，幕外閑聽說使君
——徐渭生存境遇與創作主題
第三節 贈與明珠三百顆，誰知一顆不堪餐
——徐渭文學秩序的建構
第四節 投謁豈皆秦士賤，飄零聊作漢京遊
——徐渭遊幕與明代駢文復興
第五節 少年曾負請纓雄，轉眼青袍萬事空
——徐渭尺牘與文學史影響
第六節 壓損青蛇三百萬，起烘冰兔掃雙梢
——文長詩與“長吉體”之關繫

參考文獻

《越文化研究叢書 海上絲綢之路與16至17世紀中國文壇：以胡宗憲浙江幕府為中心》：
文學的生成，很大程度上與謀生密切相關。在許多情況下，文學或成為謀生的手段與方式，或成為謀生的副產輔雲：“詩必遊而後工，必窮者之遊而後尤工。”其所謂“遊”，是指外出謀生，而非指今日所理解的觀光旅遊，遊覽僅僅是謀生途中所遇景觀的記錄而已。李白作為中國詩史的巔峰作家，一生在山水漫遊中度過，“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人名山遊”。何止李白，遊山玩水是每一位文人的生活理想。但能夠實現這一理想的，除了李白和晚明的徐霞客外，詩史上恐怕再也沒有其三了。因為，幾乎所有的讀書人首先要解決的是謀生。盡管此後大多數詩人都有過較漫長的漫遊經歷，但幾乎無一例外的是“途經”——赴任途中、人幕途中、入館途中、行醫采藥途中，幾乎沒有誰有能力為遊覽而遊覽。李白則沒有這種擔憂，他“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殷芸《小說》），“千金散盡還復來”（李白《將進酒》）。在揚州不足一年，李白即“散金三十萬”。李白沒有工作，沒有固定收入，他隻是一個天馬行空的遊俠詩人，而且一旦有錢便會“黃金逐手快意盡”。即使如此，李白仍然瀟灑地漫遊了江南、江北，從未因經濟困頓而停步。但是，李白所經營的婚姻是其完成漫遊的經濟基礎——先後兩任妻子都是前宰相的小姐。這是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特例，李白之路不可復制。晚明徐霞客遍遊中國山水，也基於其母親所支撐的家族的紡織產業，如果缺少這一堅實的經濟後盾，沒有任何功名的徐霞客的漫遊將會成為泡影。李白和徐霞客的文學成功隻能屬於個案，不具有典範意義。而對於多數文人來說，養家糊口纔是其天經地義的職責，一定程度上，文學隻是其謀生的手段或結果。湖南詩人《張九陶園文集》卷四《健松草堂詩鈔序》認為：“古今人纔多出幕府，自應、劉、陳、阮後，顏、謝、鮑、庾，唐之少陵、義山、牧之，宋之歐陽、蘇、陸，其尤著者。”事實上，真正為文學而文學的作家並不存在。在文學作品生成原因的探求中，遊幕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葉紹本《兼山堂詩》卷首《兼山堂詩序》之“自古詩人多出幕僚”的斷言便直接將文學的生成歸之於文人遊幕。這個斷言雖然不能覆蓋文學的生態，但是它確實揭示了文學生成的一條真實存在卻長期被忽略的內在規律。如果說葉紹本的“一言以蔽之”的斷言尚嫌武斷的話，終身遊幕的姚椿的分析就相對溫和得多，姚椿《晚學齋文集》卷四《史赤霞遺集序》中說：“古之人纔聚於幕府者為多，而於詩人為尤盛。”他發現，古代文人纔士不僅相聚於幕府，而且幕府為他們的創作提供了創作的平臺，幕府環境激發文人的創作靈感，“蓋其見聞繁富，閱歷廣博，凡欣愉憂憤之情，身世家國之故，其於人己晉接，皆征性情，抒纔藻。自風雅以來，行旅篇什。唐宋以降，幕府征闢之士班班著見，載籍者大抵其客遊之作居多也”。姚椿在此將唐宋以來著名詩人的成功都歸入遊幕的途徑上，對照文學史的發展，這個總結很大程度上符合史實。在個體的創作中，以自娛、抒情為主要動機的創作一直存在，但我們也不應漠視文人創作中的實用因素，“唱和”詩詞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實用文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