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出現的紀實類“反右”書籍熱，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文化與文學現像。《自述、代述與混合敘述：一種紀實倫理的研究》主要是借助敘事倫理批評的方法，對這些作品在呈現歷史經驗、構建經驗主體時的樣態、敘事可能、意義與局限等方面進行研究。依據敘述人與故事之間的關繫，《自述、代述與混合敘述：一種紀實倫理的研究》將這些作品細致地區分為“自述”、“代述”與“混合敘述”三種類型，認為每一種敘述都應當遵循一一定的倫理尺度，而以此為參照，通過對作品中各種敘事語態、語像、語式、語調、結構、語用特征，以及某些修辭手法的細致分析，在“形式的倫理化”與“倫理的形式化”的互動中，辨析和推演了各類敘述者（包括讀者）的敘述動機、言說情境、敘事意圖和言說困境。

梁艷芳，女，1976年生於河南安陽。1999年畢業於鄭州大學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獲文學學士學位；2003年畢業於鄭州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獲文學碩士學位；2009年畢業於上海大學文學院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鄭州大學文學院講師，主要從事文學理論及藝術學理論的教學與研究。
在多種學術期刊發表學術論文近十篇。參與編寫《中國現當代文學精品導讀》、《西方文論經典》等著作。主持完成河南省社科聯、河南省教育廳項目各1項，參與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項。

引言
第一節 “反右”書籍熱與當代文化現像
第二節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從虛構到紀實
第三節 對復雜歷史經驗的不同處理方式
附錄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反右”作品大略

上篇 自述與自我經驗
第一章 何謂自述
第一節 自述即自我建構
第二節 反思性——自述的敘事倫理尺度
第二章 坦白、自省與懺悔
第一節 坦白敘事的可能與邊界
第二節 自省敘事及其效果
第三節 懺悔的純度、向度與深度
第三章 悲情與訴苦
第一節 悲情訴苦：當前“反右”敘述的主流敘事模式
第二節 “控訴”還是“敘述”：悲情訴苦中的“具體”與“節制”
第三節 苦難不是歷史的全部
第四章 倫理之美與美之遺憾
第一節 祈禱與超越：面向“不在之在”的希望
第二節 浸潤與自由：靈魂在大地的復蘇
第三節 愛戀與敬惜：美到極致乃是一種倫理的顯現
第四節 質疑與思省：“無懈可擊”還是“自我隱瞞”？
第五章 自我經驗的出場及其困境
第一節 “說”還是“不說”：自述者的境遇倫理
第二節 信任或質疑：自述讀者的接受倫理
第三節 經驗遮蔽與言語迷失：自述的倫理困境與展望

下篇 代述、混合敘述與他人的經驗
第一章 何謂代述
第一節 引入代述概念的必要性
第二節 客觀性——代述的敘事倫理尺度
第二章 史料展示、口述實錄與轉述
第一節 史料展示中的歷史蹤跡
第二節 口述中的歷史記憶
第三節 語式、語態變換中的轉述倫理
第三章 代述話語的語用倫理特征
第一節 質樸、素淨與克制
第二節 原述的“再口語化”
第三節 原述的“再細節化”
第四章 代述者倫理
第一節 代言人姿態與代言對像的選擇
第二節 有效介入與合理規避
第三節 代述者的倫理困境：對代言合理性與代述可靠性的質疑
第五章 混合敘述：自述與代述的結合
第一節 自述與代述兩種敘述方式的混合使用
第二節 復合視角下的混合敘事
結語 幾個相關問題的再思考
參考文獻
後記

《自述、代述與混合敘述：一種紀實倫理的研究》：
作為一種涉及重要歷史經驗的敘述，真實性是自述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敘事要求。這一點毋庸置疑。但事實上，在自述過程中，由於親歷者個人認知、表達能力、結構經驗的能力、經驗本身的局限，以及自述行為本身的建構性特征等諸多方面的原因，自述作品並不總像它們“理應如此”的那麼“真實”。因此如何克服這些局限、如何使自述有選擇的建構性更加客觀，更加貼近“理應如此”的要求，已不隻是具有歷史認知層面的意義，還同時賦予自述一種倫理內涵。
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於自述是否具有反思性。因為，隻有經過理性反思，瑣碎的、零星閃現的經驗纔能成為具有邏輯性的意義整體，也纔能使回憶真正成為一種思考。在這一方面，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帕斯捷爾納克的《人與事》以及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堪稱經典。在這些作品中，回憶不隻是親歷者對個體人生的簡單追憶，同時也是爆發著“思想威力”的關於生命、死亡、自由、理想、歷史、苦難、存在、真理、愛情、宗教等命題的哲思。沒有了這種思考的重量，無論赫爾岑的自信、樂觀與激情多麼感染人，無論其文體與語言多麼優美和光輝；無論愛倫堡、帕斯捷爾納克與索爾仁尼琴對歷史真相的揭露多麼具體入微，這些作品也都不會如現在這般震撼人心。
因此，反思性的有與無、深與淺對於“反右”敘述來說尤為重要。這是靈魂殘破的一代，曾幾何時，有意無意間，他們被卷進時代狂潮的風口浪尖；又曾幾何時，他們作為歷史的“剩餘物”被拋向歲月荒蕪的邊緣。曾經的屈辱與折磨已使他們的靈魂飽受摧殘，道義上的過失與過錯又帶給他們長久的不安，而歷史記憶在青年一代被扭曲、被淡化、被中斷的事實，則尤使他們覺得遺憾、焦慮與痛心。內心對於無憾圓滿與心安幸福的迫切渴望、對於歷史與後代的責任感與使命感的日益增強，使他們不得不在人生的暮年負重前行。因此，當他們在講述自己故事的過程中，與一度被深藏或遺忘的歷史，和一度被隱匿的殘破靈魂相遇，並進行追問、審視與清理時，反思性的有與無、強與弱，已不隻會影響到世人對於歷史客觀性的認知，也會影響到敘述能否通向經驗主體內心與精神的深處，從而完成修訂、完善、提升、建構一個既能直面自我心靈又能承擔相應歷史責任的倫理主體的重任。因此，反思性在重構自我、發現並抵達自我性、實現自我認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義。隻有經由具有反思性的敘述，使回憶真正成為一種思考，自述者纔能為生命中的受到創傷的那一時刻找到恰當的倫理位置，為倫理主體的生成營造恰當的道德空間，提供合理的價值標準。因而，建構自我的敘事應當是一種具有反思性的倫理敘事。在此，反思不僅代表了敘述所能達到的深度，也昭示著一種自述者不容回避的敘事態度；既是敘述者在敘述話語中置入的態度選擇和努力實現的倫理意圖，也是敘述者對讀者做出的態度承諾和讀者對文本給予的倫理期待。
其實，隻要是敘述，就必然會包含敘述者的態度選擇。因為，語言中總是有態度的，也即語態。語態就是一種“存在的修辭學”。但是在當下的文學敘事中，這一點要麼被忽略，要麼被種種敘事面具掩蓋或替代，從而造成了敘述態度的被隱蔽與語言行為的倫理淡漠。就“反右”敘述來說，由於“反右”事件本身所蘊含的歷史、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倫理等層面的復雜內涵，以及它對當下社會生活實踐的重大意義，使得關於它的回憶、認識與敘述必須包含作者嚴肅認真的態度選擇。因此，自述應當是自述者基於歷史責任感與義務感的一種源自內心要求甚至自我生命絕對命令（錢理群語）的、嚴肅、沉重、匍匐於地面的寫作行為，雖然其中也可以夾雜暖色與亮色，但敘述並不會因此而顯得隨意、散漫，不可能也不應該輕若飄雲，散若浮沙，暢若奔溪，否則對歷史的反思、對歷史責任的承擔，以及對自我真實性的認同，就會缺乏明晰的立場與應有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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