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學術自傳》收錄了140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或榮譽學部委員撰寫的學術自傳。全套叢書按學部分為五卷八冊：《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卷、文哲學部卷》（上下冊）、《歷史學部卷》（上下冊）、《經濟學部卷》（上下冊）、《社會政法學部卷》、《國際關繫學部卷》。

學部委員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榮譽稱號，獲此殊榮者是各個學術領域中的佼佼者和領軍者，學術素養深厚、學術成就出色。他們以第一人稱 (有少量幾篇為第三人稱) 講述了自己的學術經歷和學術成就 並且總結介紹了自己的治學和為人的體會。

通過這套學部委員學術自傳，可以使我們比較全面地了解這些優秀學者的學術成就和貢獻，使後學者能從中受到啟迪和教益。同時，這套學術自傳也是對中國半個世紀以來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歷程的巡禮，展示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薪火相承、人纔輩出的盛況。

周溯源，祖籍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漢族，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黨委書記兼副所長。歷任紅旗雜志社哲史部編輯、求是雜志社哲史部歷史組副組長、哲史部副主任、文化部副主任、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副總編輯，中國社會科學網總編輯。

趙劍英，現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中共黨員，哲學博士，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哲學繫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在《中國社會科學》、《哲學研究》、《馬克思主義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表論文和文章近百篇，代表作有：《試析實踐活動運行機制》、《人文學科的地位和作用》、《論人類實踐形態的當代發展》、《建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的再思考》、《深刻變化的世界與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使命》、《堅持生產力發展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統一——論科學發展觀的哲學蘊涵》、《現代性與近代以來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危機及重建》等。著有和主編多部著作，代表作有：《哲學的力量》、《復興中國》、《論中國模式》等。

馬驤聰：環境法學生涯40年
王家福：用法治改變中國
史金波：學海無涯
白鋼：爬坡人生
劉堯漢：我的民族學研究之路
劉海年：我的成長與學術研究生涯
劉楠來：耕耘不怠六十載法域探微多自勉
孫宏開：走遍萬水千山追尋學術真諦
杜榮坤：我與民族研究結下“不解之緣”
楊一凡：全力推進中國法律史學的創新
李步雲：法治征程的足印
李林：我的“四個十年”及法學研究之路
李培林：“為了中國”的學術追求
何星亮：從樹木到森林
陸學藝：陸學藝評傳
郝時遠：從歷史到現實、從國內到國外：走上民族學的治學之路
胡慶鈞：我實地研究人類學、民族學兼及世界古代史
有關問題的切身體會
高恆：我與中國古代法制史研究
景天魁：做學問也是一種修煉
道布：學海遨遊五十載
韓延龍：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
後記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學術自傳·社會政法學部卷》：
1946年，國共和平談判失敗，蔣介石國民黨向共產黨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我們博愛縣的人民政權主動向後方撤退，我父親和三叔也跟隨人民政府和解放軍撤走。國民黨軍隊占領縣城後，我們全家隨時都有可能遭受迫害，擔驚受怕度過幾個月後，1947年6月我們假借收麥子，離開縣城內的老家，逃到了解放區。隨後，我父親便送我到當時地處山西省陵川縣高平鎮的太行第八中學學習，從此我開始直接接受黨的教育培養。在解放軍向國民黨軍大反攻後，我們太行八中遷到了河南省沁陽縣境內，改稱太行第四聯合中學；後又於1948年鼕遷回焦作市，並改為焦作中學。新中國成立後，美國不甘心失敗，又發動了朝鮮戰爭，在抗美援朝時期，我積極報名參加軍干校，但因視力不好未被批準。1950年年底我在焦作中學畢業，接著去汲縣中學（現河南省衛輝一中）讀高中，並於1953年夏天畢業。在太行八中、四聯中、焦作中學和汲縣中學這六年，我擔任過焦中和汲中校學生會主席、汲縣學生聯合會副主席、汲縣中學黨支部書記（我在1950年加人中國共產黨）。在學習和工作中，我不僅學到了做人、做事的基本知識和道理，而且受到了黨的繫統教育和培養，政治思想覺悟不斷提高。特別是以下幾點對我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是1947年鼕，學習《土地改革法大綱》，使我對黨的有關政策有了較多了解。
二是1950年3月8日我被黨組織吸收為中共預備黨員，並隨後按期轉正，確立了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目標和人生觀。
三是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後學習毛主席著作，使我受到很大教育，第一次接觸到繫統的中國革命理論，初步意識到馬列主義理論和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及博大精深，萌發了學習社會科學的想法。
1953年9月，我考人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繫，後被黨和國家選撥留蘇，1954—1955年學習一年俄語後，1955年8月我去到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繫學習。這是我一個農村孩子根本沒有想到的．我從內心非常感謝黨和國家對我的關心和培養，努力學習，不敢有絲毫懈怠。1960年夏天我以全優成績畢業回到祖國，隨後被分配到法學研究所工作，在法學所，我被分配到國際法研究室。我是在黨和國家、人民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報效祖國、為人民服務，是我應盡的職責和義務。我一心想多做些事情和研究，但是在當時的形勢下，研究工作受到局限，幾年過去，也隻是進行了一些蘇聯法律和法學著作的翻譯。“文化大革命”更使得學術研究成為泡影。
“四人幫”倒臺後，黨中央撥亂反正，提出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我充滿了信心和決心，要為黨、國家和人民做出一番事業，貢獻自己的知識和力量。正是在這個時候，有關政府部門和法學所黨組織為我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使我找到了充分發揮自己優勢的專業方向和工作平臺。
“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1977年，當時主管全國環境保護工作的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辦公室就立即啟動了《環境保護法》的起草工作，他們最早敏銳地意識到保護環境需要法律，需要法治。這是他們根據其他國家的經驗、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的精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得出的正確結論，令人敬佩。起草工作開始後不久，他們邀請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派人參加。當時在我們國家，環境保護和環境法還是新鮮事物，大家對其很陌生。我和我的同事任允正因為在編譯室從事外國法學研究和翻譯工作，從外文資料中對環境保護法略有一點了解．法學所領導便派我們去參加，要求我們認真準備。是年10月，國務院環保辦召開會議，討論他們委托山東省環保辦提出的《環境保護法》草案初稿。在認真聽取環保辦負責人和草案起草者的說明及大家的發言後，我們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議，介紹了蘇聯的環境保護立法情況。我們的發言得到了環保辦和與會同志的重視和歡迎。環保辦領導熱情邀請我們參加法案起草工作，要我們多收集、翻譯一些外國的有關資料，供起草小組研究參考。
實行法治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浩劫後每個法律工作者和全體國民的迫切要求。保護環境是造福人民的偉大事業。在大家的信任和鼓勵下，我們滿懷激情投入這項工作，把它看作是一次難得的理論聯繫實際、為國家法治服務的好機會。根據環保辦的要求和所領導的指示，我們收集了大量資料，進行研究，並組織翻譯了美國、蘇聯、日本、聯邦德國及北歐等國家的有關法律法規，編成《外國環境保護法規選編》，供起草小組和有關部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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