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域文化的視閾來審視文學演變的內在規律，可以說是進入新時期以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熱門領域，並且也取得了較大的成就。
《當代齊魯文庫·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庫：齊魯文學演變與地域文化》以悠久燦爛的齊魯文學和深厚雄渾的地域文化為研究對像，從文化視野和大文學觀出發，在融通中追求創變的思維和結構模式，整體形式上則是古今貫通、時空交融。在宏大厚重的縱橫探究中，使文學與文化的共時性多向互動和文學形態歷時性的豐富演變並呈，體現了獨特而鮮明的學術個性。

導論
第一章 關於地域文學史學的普適性研究
第一節 地域文學史學的學術源流與學理觀念
第二節 地域文學史學的架構基礎與範疇界定
第二章 關於齊魯文學形態演變與文化內質研究的原理性思考
第一節 齊魯文學的地域文化淵源
第二節 本課題的邏輯基點與研究目標
第三節 體式要點、方法與結構原則

上篇 齊魯文學高潮鳥瞰
第一章 典走來
第一節 先秦時期的混沌綜融：經世致用理念與經典殿堂之造就
第二節 文學本體的覺醒之路：諸體漸備與抒懷言志傳統
第二章 高峰初聳：北宋至南宋前期的齊魯文學
第一節 社會群體關懷與個體情性的交迭兼納
第二節 主體意識張揚而及詞壇的極盛
第三章 再度輝煌：明中葉至清初的齊魯文學
第一節 驛路文化與俗文學的泛化升華
第二節 雅文學對經典的追懷與復興之想望
第三節 文言小說以雅為俗的寫心娛懷與戲曲文學似俗實雅的儒道內核
第四節 雅文學的求新變與傳統認同
第四章 現代新篇：20世紀五四時期與30年代的齊魯文學
第一節 中西文化背景下的價值重構與文學觀念變革
第二節 五四新文開拓與文體創建
第三節 鄉土文學涵納文化對抗與重構：為民族塑魂與文化守成
第五章 激揚華章：20世紀新時期以來的齊魯文學
第一節 創作主體對齊魯文化傳統的傳承與審美意識嬗變
第二節 敘事文學的蓬勃發展及其主流形態

中篇 齊魯文化與文學個案研究
第六章 齊魯文學文化內質的個案考察
第一節 《魯頌》與《齊風》的兩種文化形態與內質異同及其文學特征
第二節 漢賦中所見有關巡狩、封禪的齊魯文化考察
第三節 《桃花扇》關於孔子“夷夏之大防”思想的藝術實踐
第四節 孔尚任的創作思想與民族意識：《桃花扇》與《出山異數記》的微妙關繫
第五節 王漁洋與洪異、孔尚任、蒲松齡的友誼和《聊齋志異》評論
第七章 齊魯文學形態演性與多樣化表現之一：文學本體喻示與文體風貌特征的雙向觀照
第一節 李之儀詞論詞作綜論
第二節 晁補之詞論詞作綜論
第三節 李清照詞論詞作綜論
第四節 詞體解放與辛棄疾的創作取向
第五節 李攀龍、謝榛的論詩特點及其互補性
第六節 李攀龍、謝榛對其自身詩論的創作實踐
第八章 齊魯文學形態演性與多樣化表現之二：大文化語境與地域色彩的文學
第一節 文化與文學雙重觀照下的戲曲重鎮東平
第二節 基於齊魯人文之上的“濟南詩派”及其詩風創作
第三節 傑出的文壇領袖王漁洋及其重大影響
第四節 《聊齋志異》的語言特色及詩意風韻
第五節 聊齋俚曲的地域文化內涵
第九章 齊魯文學形態演性與多樣化表現之三：地域視閾下的話語轉型與民族、國家敘事
第一節 王統照《山雨》的現實主義成就及其開創性意義
第二節 李廣田散文的文化內涵與藝術風貌
第三節 臧克家詩歌的藝術開拓與抒情風格
第四節 馮德英的小說成就與“三花”創作特色
第五節 楊朔散文的藝術成就及其時代局限
第六節 新中國成立十七年英雄敘事的類型與審美特征
第十章 齊魯文學形態演性與多樣化表現之四：民間文化形態與文學主流語境的互動與生成
第一節 張煒：現代視野下的文化保守主義人性關懷
第二節 莫言的民間敘事與20世紀中國文學
第三節 李存葆的文學創作與沂蒙山區的歷史傳統
第四節 新時期鄉土小說的文化意蘊與創作特色
第五節 王鼎鈞懷鄉題材的散文
第六節 桑恆昌的詩歌藝術成就
第七節 張宏森影視文學的詩性追求
第八節 趙鼕苓的影視編劇美學

下篇 齊魯文學古今演變研究
第十一章 主題內涵及形式外顯
第一節 “思鄉內涵及多樣化表述：漫越時空的恆久觀照
第二節 建安風骨與左思風力：文學主流的時序嬗變與時世意義
第三節 儒家“入世”觀念的演變：民族危難之際的南宋文學與抗戰文藝
第四節 “水滸”故事溯源及文學形態演變
第十二章 大文化語境中的文學本體呈示
第一節 社會文化關繫與創作主體改變所體現的文學演變：從《水滸傳》到《金瓶梅》
第二節 王漁洋的歷代山東詩人作家評論與詩學觀念
第三節 儒家倫理觀的另類解讀：賈鳧西的《歷代史略鼓詞》
第十三章 文學形態與藝術精神“史”的關照
第一節 自復古與新創的演變看李攀龍、謝榛詩歌理論及文學流派的意義
第二節 敘述者的轉變及敘事結構的轉型：《聊齋志異》對唐傳奇的傳承與超越
第三節 山東英雄敘事的傳統與變遷
第四節 孔孚對古代山水詩傳統的繼承與超越

參考文獻

《當代齊魯文庫·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庫：齊魯文學演變與地域文化》：
北宋到南宋前期，是三千年齊魯文學的第一次高潮時期。與當時整個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相契合，此階段的主流文體，或者說主導性的文學形態依然是雅文學的詩與散文——盡管正統的詩歌吸納、融入素，並且接受流行的娛樂觀念，從而衍生出一種新興樣式，甚至迅速發展為時代文學之標志，即被稱為“詩餘”“曲子詞”的詞，但也不能改變其基本類型分屬——在思想內容方面，它們依然強烈認同傳統儒家的文學觀念、理論意識，同時也兼及旁涉老莊禪釋，隻不過是各時期各有側重而已。如這時期的王禹傅、辛棄疾等代表作家，均擁具身當君國軍政大事的使命感，和社會群體關懷的責任意識。表現於其作品裡，值平常時節，則是繫心民瘼，感嘆民生疾苦，抒解民困；一旦國家有事，外侮入侵，便痛慨民族危亡、神州陸沉，志在光復故土，雖歷艱難仍至死不渝。而當遭朝廷排拒、忠貞見疑，人生陷於低谷時際，便會寄情山水田園以求隨緣自適，張揚個性以得生命之本真，實現個體情性的抒發和彰顯。這裡固然有著老莊自然、自我思想觀念的濃重影響與明確導引，方纔能夠曠達超遠，從而補充了先秦時代唯儒學為單邊的不足；但同時也仍舊包含有孔孟的進退之說在內——總之是兼納並備諸家而融合交迭一體於我丁，這正是齊魯文學深厚豐富的文化內質之雙翼，共生並存互為消長。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為一代文學之極盛的宋詞，一向與曲並稱，共同被稱揚為時代文學與文體的頂峰。其實，它也是齊魯文學的最高成績所在。一般說來，充溢著感性的創作實踐催生出理性思考，而思考結果的文學理論又反向升華，去影響著創作實踐，二者的互動，便推動了文學繁榮發展局面的出現。在這裡，從詞家的理性思考反溯，論析齊魯詞壇因成熟自覺的本體意識而體現於文學形態，即為詞作風格面貌的絢麗多彩和題材內容的多樣化。齊魯詞家堪稱巨星煌煌而間雜眾星灼灼襯映，是有宋一代詞壇藝術成就最卓著的屈指可數的幾個地域之一。
960年，後周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北上抵擋契丹和北漢入侵的途中，於陳橋驛站發動兵變，黃袍加身，後回師京城，迫使周恭帝退位，登基稱帝，建立宋朝，定都汴京（今河南開封），史稱北宋。在此後的十幾年裡，宋太祖趙匡胤先後消滅了荊湘、後蜀、南漢、南唐等割據勢力，除北漢之外，十國基本統一。後宋太宗趙炅又收復北漢，徹底結束了五代十國長期干戈擾攘、兵連禍結的分裂混戰局面。
太平興國二年（977），宋太宗即位之初，就盡罷節鎮統轄支郡，實行分路而治，“自是而後，邊防、盜賊、刑訟、金轂、按廉之任，皆委於轉運使。又節次以天下土地形勢，俾之分路而治矣。”（《文獻通考·卷六十一·職官考十五》）後至“至道三年（997），分天下為十五路，天聖析為豐又析為二十三……東南際海，西盡巴焚，北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裡，南北萬一千六百二十裡。崇寧四年，復置京畿路年，別置黔南路。三年，並黔南入廣西，以廣西黔南為名。四年，仍舊為廣南西路。”（《宋史·地理志》）無論全國劃分了多少路，今山東地區基本上一直隸屬京東路，隻有部分歸屬河北路，其中青州以東的地區大致隸屬於京東東路，而濟南以西的地區則隸屬於京東西路。之所以稱之為京東路，顧名思義，則是因為它在都城汴京的東面。北宋末年，經歷了靖康之恥，神州陸沉，衣冠南渡，宋高宗趙構建都臨安（今浙江杭州），史稱南宋，位於長江北部的山東地區則淪於金朝女真族的鐵蹄之下，因此進入南宋後，除了南宋前期尚有由北入南的山東作家，至南宋中後期，南宋文壇上基本沒有了山東作家的蹤跡。那些祖籍山東，但卻流寓南方，從未踏上過齊魯大地的作家，諸如周密等人，算不得真正的山東作家。由於朝代地域疆土的局限，此時的山東作家則多彙聚在北方的金朝。
隨著宋朝定都汴京，國家政治中心東移，全國的文化中心必然也隨之發生調整。由於今山東地區臨近宋京都汴京，因而這一時期山東地區首先憑借特殊的地理優勢獲得文化上的大發展，並形成了山東作家輩出、山東文學大放異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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