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東番與西番研究論叢》著力於討論清代東番與西番的社會演變。東番和西番在明清時期是兩個相對應的固定名詞。東番是指我國東部海域中的臺灣島及其民眾，西番則指我國西部廣大地區及其藏族、彝族等族群。清王朝對東番與西番的統治不斷加強，朝廷在兩地設立政區、派駐軍隊、開辦學校等，加快了兩地社會開發的步伐，顯示了王朝對海疆與陸疆治理並重的發展策略。清代內陸人口爆炸式增長，漢人不斷向東番與西番遷徙，與當地居民踫撞交融，加快了兩地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也因此鞏固了王朝治理邊疆社會的成效，最終形成了中華一體的格局。清代東番與西番的演變是由國家治理、移民進入等眾多因素合力而成。

劉正剛，安徽人，歷史學博士，1993年從廈門大學博士畢業後，在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工作一年有餘，後一直在暨南大學文學院工作。1997年破格晉升教授，1997年、2004年分別招收首屆碩士生、博士生。擔任過暨南大學歷史繫副主任，現為暨南大學中國文化史籍研究所所長，中國古代史學科學術帶頭人。主持完成2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參與教育部重大攻關項目“中國海洋文明史研究”。出版了《東渡西進：清代閩粵移民臺灣與四川的比較》《話說粵商》及《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史》等著作。為本科生開設過《海上絲綢之路史》課程。

前言

東番篇
清代移民與臺灣食鹽貿易制度化
試析牛對清代臺灣鄉村社會發展的貢獻
從清代方志看河南人與臺灣開發的關繫
清前期臺灣學宮建設探析
康熙時期臺灣學宮建設經費探析
清代臺灣移民社會演戲探析
檳榔與清代臺灣鄉村民眾生活
經濟行為與環境變化：清前期臺灣野生鹿消失探析
清代移民開發臺灣與少數民族關繫
清代臺灣少數民族婦女的日常生活
清代臺灣少數民族軍事化探析
清代臺灣少數民族與漢族聯姻探析
清代臺灣少數民族酒文化探析
清代臺灣疫災及社會對策

西番篇
清代移民與漢彝交流探討
清前期藏區駐軍與地方經濟的發展
清代康區藏族婦女生活探析
廣東對平定金川叛亂的財力支持
乾隆末年藏兵進出臺灣始末探析
嘉慶時期藏兵赴臺灣始末探析
清代藏族農業經濟初探
清代移民與川西藏區開發
從判例看嘉道時期蒙古西部的民族交流
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

附錄
清前期四川和臺灣移民政策之比較
清代移民開發臺灣與四川對少數民族地區的影響
後記

《清代東番與西番研究論叢》：
清人入主中原前，已高度重視文化的教化作用，清太祖努爾哈赤時就確立“為國之道，以教化為本”之國策。①清代統一臺灣後，官府對邊疆社會臺灣教化問題的推廣，顯得尤為迫切。康熙二十四年（1685）臺灣府巡道周昌指出：“臺灣既人版圖，萬年起化之源，正在今日，此移風易俗，厚生與正德相維為用。憲臺與道憲之請建學校、行考校，誠審乎教養之根本，為海天第一要務也。”將興學作為治理臺灣的第一要務，與朝廷教化政策相吻合。周昌身體力行，“甫下車，知士為四民之首，欲正風俗以善人心，即行月課、鄉約，海濱士子皆喁喁然慕義向風。今已歷歲餘，月課文章已覺日進，仰望興學、考校，不啻摩礪以須。是以本道因賦稅已定、民生已寧，遂有請建學校，以培士氣之請”②。康熙統一臺灣後，學官建設尚處於起始階段，康熙《臺灣府志》卷10《藝文志·序》稱臺灣“十餘年間，聲口弦誦猶未廣也”。但隨著大陸移民的不斷湧入，這一狀況有了明顯改觀；康熙中後期，臺灣“置郡縣、立學官，凡所取士之典，皆與內地同，始彬彬稱治，為海邦鄒魯矣”③。以鄒魯比喻臺灣文教為時過早，但學宮因陋就簡地創辦則是事實，“百務草創，規制苟簡，諸羅學宮，茆屋三楹，更大不稱”。由於臺灣早期城池建設滯後，嚴重地影響了學官建設，康熙《諸羅縣志》卷11《藝文志》載，高拱乾主政臺灣時，“每問其令，以城垣未建，學基恐有更易為對。荏苒三載，時怒餘懷。今餘瓜期已屆，諸生以舊基甚吉，欲謀拓新，而諸羅及臺、鳳三城營建尚未有日，則先大吾夫子之宮，又務之當急者也”。可見，學宮是傳統社會城市建設中必備的組成部分。
盡管臺灣城市建設緩慢，但學官還是因陋就簡開始建立。臺灣府的學官是在明鄭文廟基礎上整修而成，“府學在府治西南寧南坊，因偽時文廟而修改焉”④。乾隆時高拱乾《臺灣府志》卷10《藝文志·公移》載：府學“屋共三進、兩廡矮屋數間而已，並無泮池、明倫堂、啟聖殿、衙齋等項，聖殿止有一間……此不過偽時草草之規模”。由於新學官建設“工力繁重”，而經費又無來源，“既不能議捐於寥寥之貧吏，又不能議勸於落落之窮儒”。但又必須改變原先“狹小之規模與草創之茅茨”，否則“不特無堂齋廊舍以為師生弦誦之地，即御書扁額亦無從懸豎，甚非所以肅海外之觀瞻，以弘一統文明之化也”。於是清初的臺灣官員不斷捐銀整修，“雖經卑府與憲臺各捐銀二百兩修葺整頓，然原屋隘陋，不能大為擴充。非另行拆造，實不足以崇宮牆泮水之觀瞻”。學宮建設如此艱難，也顯示臺灣開發初期的篳路藍縷。清初臺灣行政建制為一府三縣，府學在舊文廟基礎上修建，而臺、鳳、諸三縣因“原無學宮”的緣故，令官府頗為棘手，但為了顯示教化的像征意義，“各縣草創茅茨，聊供聖賢牌位，以盡春秋祭祀之禮，誠不可謂之文廟也”。這些文廟僅僅是在簡陋房屋裡擺上聖賢牌位而已。蔣毓英《臺灣府志》卷6《學校》記載：康熙二十四年（1685），臺灣、鳳山的縣學“就偽遺房屋修改文廟”，諸羅縣學則“草創茅茨為文廟”。這些像征性文廟的建立，說明了教化在清初臺灣顯得尤為迫切。
……

本書所謂的“東番”和“西番”，是兩個固定的歷史名詞。其含義有兩層，一是地域名稱，二是生活在該地域內的不同族群。在歷史文獻中，“東番”一詞的出現比“西番”要晚，明清時期這兩個詞的使用頻率很高。
“東番”是指我國東部地區的臺灣島及生活在島上的民眾，在明清文獻中屢屢可見，明代蔡獻臣的《清白堂稿》卷3（明崇禎刻本）《論彭湖戍兵不可撤》中說：“彭湖者，我東南海之盡境也。舊傳為晉江尾都，後乃徙而墟之。今為漳泉海民耕漁之區，而與東番臺灣為鄰，其內則浯洲，則烈嶼，則嘉禾，皆同安都圖地。”可見，東番與臺灣是等同的。明代士人將東番與臺灣等同看待，已經形成了共識。明代陳子龍《明經世文編》卷479（明崇禎平露堂刻本）收錄的黃承玄《條議海防事宜疏》中說：“閩海中絕島以數十計，而彭湖最大；設防諸島以十餘計，而彭湖最險遠。其地內直漳泉，外鄰東番，環山而列者三十六島，其中可容千艘，其口不得方舟，我據之可以制倭，倭據之亦得以制我，此兵法所謂必爭之地也。……雞籠地屬東番，倭既狡焉，思逞則此，彭湖一島，正其所垂涎者。萬一乘我之隙，據而有之，彼進可分道內訌，退可結巢假息，全閩其得安枕乎？”這些文獻中的“東番”顯然是指臺灣這個地域。與此同時，東番臺灣的民眾也吸引了士人的眼光，崇禎時成書的《閩書》卷146《島夷志》記載：“東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島中，起魍港、加考灣，歷大員……大幫坑，皆其居也，斷續凡千餘裡，種類甚蕃，別為社，社或千人，或五六百。”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