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西方哲學“語言學轉向”推動了社會科學“話語”研究的興起，《公共政策的話語建構：以農村合作醫療政策過程為例》即是公共政策研究中“話語轉向”的體現。對話語問題的關注不僅體現了公共政策研究對像的拓展，而且意味著政策研究範式由實證主義向後實證主義的轉換。在建構主義話語理論的基礎上，該書構建了一個以“話語聯盟一意義競爭”為核心的政策過程解釋框架，並以我國農村合作醫療政策為例考察了政策話語及其競爭對政策制定與變遷的具體影響。通過對公共政策“話語建構”過程的解構分析，《公共政策的話語建構：以農村合作醫療政策過程為例》進一步揭示了政策過程所具有的政治與修辭本質。

張海柱，1985年生，河北鹽山人。2014年畢業於吉林大學公共治理與公共政策專業，獲管理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國海洋大學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政策過程、話語理論與風險治理。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項目各1項，發表論文多篇。

導論
第一節 研究問題與價值
一 研究問題及緣由
二 選題研究的價值
第二節 公共政策的話語研究概述
一 理論基礎
二 研究主題
三 研究方法
四 政策領域
第三節 研究思路與主要內容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一 研究取向與方法
二 經驗研究資料來源

第一章 認真對待話語：話語建構研究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多樣的“話語”：從語言學到社會政治理論
一 語言學譜繫中的話語分析
二 社會政治研究中的話語理論
三 批判話語分析：整合性研究策略
第二節 重新認識“話語”：一個擴展性概念
一 “話語”的描述性定義
二 話語的內容
三 話語的性質
四 話語的功能
第三節 話語建構論：從哲學理論到社會科學研究途徑
一 作為一種哲學理論的話語建構論
二 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研究途徑的話語建構論

第二章 話語與公共政策：一個政策過程解釋模型
第一節 公共政策的話語建構屬性
一 政策議題的話語建構性
二 政策目標群體的話語建構性
三 政策合理性的話語建構性
第二節 理解政策過程：一個話語建構解釋模型
一 政策場域與話語聯盟
二 政策話語“生命周期
三 政策選擇或變遷的影響因素
第三節 農村合作醫療政策：經驗對像與說明

第三章 “輝煌”到“解體”：傳統合作醫療政策發展
第一節 早期發展：“集體化”話語下的政策初創
一 政策過程概述（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
二 “集體化”話語與合作醫療
三 國家合作醫療政策的話語建構解析
第二節 走向“輝煌”：“革命”話語下的政策推廣
一 政策過程概述（60年代中期-70年代中後期）
二 “革命”話語與合作醫療
三 國家合作醫療政策的話語建構解析
第三節 悄然解體：“現代化”話語下的“不決策
一 政策過程概述（70年代末-80年代末）
二 “現代化”話語與合作醫療
三 國家合作醫療政策的話語建構解析

第四章 “重建”到“轉型”：“新農合”決策過程
第一節 政策過程概述（90年代初-21世紀初）
第二節 重建之困：“地方互助”話語下的政策接續
一 “地方互助”話語與合作醫療
二 國家合作醫療政策的話語建構解析
第三節 衛生扶貧：“國家投入”話語下的政策轉型
一 “國家投入”話語與合作醫療
二 國家合作醫療政策的話語建構解析

第五章 話語建構之解構：探尋政策過程的政治本質
第一節 合作醫療：多重詮釋與現實
第二節 話語建構：隱蔽的權力運作
第三節 政策過程：理性、政治與修辭

餘論 政策話語研究的規範性意涵——一個初步探討
第一節 從“話語”到“對話”：一種政策審議的願景
第二節 合作醫療政策再審視：從福利走向公民權利？

參考文獻

後記

《公共政策的話語建構：以農村合作醫療政策過程為例》：
在本書的政策過程解釋模型中，經由話語競爭而產生的主導性政策話語成為影響政策選擇或變遷的關鍵。那麼這些政策話語自身是如何產生的呢？本書認為，大多數能夠在政策過程中發揮主導性作用的政策話語都涉及一個“話語生產一話語傳播一話語競爭一話語再生產一話語消解”的“生命周期”。下面將分別探討各“生命”階段的主要特征。
作為人們對“社會現實”進行意義表述的媒介，話語的產生源起於人們在與外在自然或社會世界發生關繫時所產生的認知與體驗。經由這種認知與體驗，“世界”之於“人”所具有的意義被確定，人們據以產生特定的理解與行動傾向。然而，由於不同的人處於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以及政治社會關繫網絡中，他們的政治社會身份、經濟地位、教育經歷、社會化經驗、價值取向以及“心智模式”的差異導致他們會從不同的角度來透視“世界”（社會現像），從而產生不同的認知與體驗，即不同的話語。任何有“興趣”的社會主體針對特定社會現像都會進行自己的話語宣稱或建構，從而產生各種各樣的“社會話語”。需指出的是，盡管就其最初的生產來看，話語總是與特定個人關聯在一起。但是話語被“宣稱”出來之後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前文所述話語的“匿名性”表明除了“原作者”之外的任何社會主體都可以對既有話語進行重新詮釋和利用，最終的主導性話語事實上是一種主體間互動的產物。
各種社會話語“漂浮”於話語場域中，“自覺”或“不自覺”地向其他主體與話語進行“傳播”。在傳播過程中，相似的話語間可能進行“融合”，異質話語間也會產生衝突與競爭。然而就話語的“目的”來看，社會話語並不一定以謀求公共政策的制定或變遷為根本訴求。視話語主體的差異，話語宣稱的動機可能是吸引社會公眾的關注而達到營利的目的，例如商業媒體的報道；可能是基於個人知識上的興趣，例如專家學者研究成果的發表；可能是對個人價值或信仰的維護，例如宗教組織與“道德人士”的宣傳：①甚至也可能隻是由於某些社會主體的“偶然”關注而做出的缺乏“持續性”目的或動機的宣稱。因此，大多數的社會話語在政策上的意涵都是“中性”的，它們之間的競爭更多的是話語主體對於自己所持話語“可信性”的維護。
某些社會主體對社會現實的不滿而產生了要求政府公共主體進行介入干預的訴求，他們的話語宣稱中將包含要求政策制定或政策變遷的目的。此時，“社會話語”轉變為“政策話語”，話語間的競爭也成為政策論爭。就政策話語自身而言，它可能是由某些政策倡導者針對特定社會現像而直接提出的，也可能是對“漂浮”於話語場域“內部”或“外部”的各種社會話語甚至“雜音”的吸納與轉化。相較於社會話語間的競爭而言，政策話語間的競爭更為激烈。如前所述，就話語的構成來看，除了表面呈現的“文本”之外，還包括各種社會關繫所構成的“底層結構”。在政策話語的競爭中，這些“底層結構”（話語所處的社會關繫網絡、話語宣稱主體的權力地位以及所占據的資源狀況等）發揮著關鍵性影響。政策話語競爭中的“獲勝者”將進入並主導決策場域，它可以順利地轉化為最終的政策產出或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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