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品格·角色·範式：唐宋“富民”考論》特點：一是遵循傳統樸學之道，力求以通過翔實的史料考證所得出的較為客觀的史實立論。二是注意經濟、社會、國家三者發展變化的內在聯繫，既突出商品經濟發展與生產方式變革的基礎性地位，又強調富民階層在歷史變遷中的主導作用，同時承認國家對社會歷史進程始終存在諸多制約機制。

《規模·品格·角色·範式：唐宋“富民”考論》收錄的十篇論文，是筆者近十年來對於中國古代“富民”階層探索性研究的階段性呈現。這些論文主要涉及唐宋時期富民階層的規模、品格、行為模式，富民對唐宋社會經濟關繫的重塑，富民在國家職能體繫變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富民社會”說作為研究範式的特點等。

薛政超，1975年出生，湖南桃江人，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雲南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所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唐宋社會經濟史，主持國家社科基金2項，在《中國經濟史研究》《國學研究》《中國農史》《中國歷史地理論叢》《光明日報·理論周刊》等報刊雜志發表論文近40篇，出版專著3部，獲得省級教學成果二等獎1 項。先後入選省級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師、省級普通高校學科帶頭人和省級青年社會科學“百人工程”學者等。

序言
唐宋以來“富民”階層之規模探考
勤儉信智與讀書入仕
——唐宋以來的“富民”群體特點略論
論唐宋國家土地產權管理職能之轉變
再論唐宋契約制租佃關繫的確立
——以“富民”階層崛起為視角的考察
唐宋“富民”與鄉村社會經濟關繫的發展
論唐宋以來富民逃避賦役之影響
從國家無償賑給到“勸諭”富民出資
——唐宋國家實物救災職能轉變之考察
唐宋“富民”與國家因災蠲免賦役職能之轉變
唐宋“勸富濟貧”救荒政策研究
構建中國古代史主線與體繫的新視角
——以王權、地主、農商和富民諸話語為中心
參考文獻
索引

（一）國家通過法令確立土地產權一定程度的國有性質
按照唐《田令》的規定，①均田制實施的原則主要是“計口授田”，而所計之“口”則有政治等級與勞動能力的區分，多者一百頃，少者二十畝。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需要確立土地的國有性質。均田制下所授之田主要分為永業與口分兩種類型，這兩種類型的田地都包含了程度不等的國有性質。
就口分田而言，均田令規定普通百姓所占一般為其應授田土的80％，這部分田土並沒有規定如永業田一樣“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而是被納入應還授田地之內：“諸以身死應退……口分地者，若戶頭限二年追，戶內口限一年追。如死在春季者，即以死年統入限內，死在夏季以後者，聽計後年為始。其絕後無人供祭及女戶死者，皆當年追。”同時，還規定了嚴格的還授程序：“諸應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日，裡正豫校勘造簿。至十一月一日，縣令總集應退應授之人，對共給授。十二月三十日內使訖，符下按記，不得輒自請射。其退田戶內，有合進受者，雖不課役，先聽自取，有餘收授。鄉有餘，授比鄉，縣有餘，申州給比縣；州有餘，附帳申省，量給比近之州。”武建國先生總結均田制下土地授受有兩種類型、四種方式，簿籍授受、戶內通分是以現有土地為主，不實際授地；官田授受、對共給授則實際給予國有土地，簿籍授受也體現了國家對於土地的某種所有制關繫。①由於永業田一般“不在收授之限”，均田制下的土地還授應主要指口分田之還授。此外，均田令對口分田的買賣、貼賃及質也有嚴格的限制，規定隻有“樂遷就寬鄉者”“賣充住宅邸店碾硙者”和“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三類人可以將土地出讓。
就永業田而言，據均田令普通百姓所占一般為其應授田土的20％。唐《田令》規定：“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孫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有學者據此認定永業田完全屬於私有性質的，如柴榮博士認為，“永業田的私有特點表現在受田者去世後由子孫繼承，國家不再收回”，“分配到百姓手中的土地至少有20％是屬於私有性質的”。②實際上，這隻是永業田產權性質的一個方面而已。永業田的買賣、貼賃及質也受到某些限制，《田令》規定：“諸田不得貼賃及質，違者財沒不追，地還本主。”其中當然包括永業田，隻有“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流移者”“樂遷就寬鄉者”“賣充住宅邸店碾硙者”“從遠役外任，無人守業者”五類人可以將永業田出讓。雖然與口分田相比，增加了前二種可出賣的條件，限制要寬松一些，但畢竟還是沒有完全自由的買賣之權。
……

構建新的學科體繫、學術體繫、話語體繫，是新時代社會發展賦予哲學社會科學學者的光榮使命。在中國古代史領域，有不少具有遠見卓識的學者在對歷史發展的主體脈絡作貫通式與整體性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了多種頗具創見的新理論與新學說。由雲南大學林文勛教授倡導的中國古代“富民社會”說，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種。筆者自2007年開始接觸這一學說，並逐漸以團隊成員的身份參與了這一學說的實證研究與理論思考。在此過程中，林文勛教授作為團隊負責人的指引與教導，團隊其他成員的研究路徑與方法特色，學界同人的多方關注與不同回應，個人的既有學術基礎與興趣愛好，這四者共同決定了筆者所選擇的著力點與突破口。這部集子收錄的十篇論文，就是筆者近十年來對於中國古代“富民”階層探索性研究的階段性呈現。
就研究偏向而言，這些論文主要涉及唐宋時期富民階層的規模、品格、行為模式，富民對唐宋社會經濟關繫的重塑，富民在國家職能體繫變革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富民社會”說作為研究範式的特點等。
《唐宋以來“富民”階層之規模探考》《勤儉信智與讀書人仕：唐宋以來的“富民”群體特點略論》兩文分別探討了唐宋富民的規模和品格特質，認為由於土地自由買賣的發展和土地市場的擴大，促使富民作為一個擁有雄厚經濟實力且廣泛分布、但其內部又有差別的新的社會階層而得以逐漸形成。到宋代，占真實上三等富戶九成二以上、為總戶數13.3％-33.9％的富民階層，占有60％一70％的社會土地財富。而唐宋以來的民眾在致富過程中，或勤奮節儉，或纔智出眾，或仁信於人，也有將眾多品質兼而備之者，可謂各有其特長。富民要“保富”，往往也需要勤勞經營，節儉持家，施展智慧，廣行仁義，而一旦喪失這些品質，就會逐步走向衰敗。使富民得以崛起的諸要素與品質中，以契合經濟規律之勤、儉、信、智等品質最為重要。富民致富，與其仁義與否即道德水平之高下並無直接之相關性。富民熱心於讀書應舉，以實現其經濟目的，成為“保富”的重要手段，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讀書可獲得致富的基本品質與專業技能，二是入仕後可免除部分賦役，並謀取其他各種附帶的經濟利益。同時也需看到，人們讀書入仕，並不意味著一定就能取得或保持優越的經濟地位。
《論唐宋國家土地產權管理職能之轉變》《再論唐宋契約制租佃關繫的確立——以“富民”階層崛起為視角的考察》《唐宋“富民”與鄉村社會經濟關繫的發展》《論唐宋以來富民逃避賦役之影響》等文立足於以土地自由買賣為代表的商品經濟發展與富民階層崛起的內在聯繫，來考察國家產權管理職能的變動、基本經濟社會制度的形成、經濟社會關繫的新發展和富民逃避賦役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