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貝婁是美國20世紀後文化語境中的思想型作家，他一生關注著20世紀現代人的諸多大問題，在其60餘年的創作中，既有知識分子對物欲消費社會的批判意識和精神性堅守，也在形而上領域不斷叩問著人的存在意義，表現了物質與心靈、個性與道德、意義與虛無等現代人的困境。《後現代語境中的思想者：索爾·貝婁研究》立足作家的思想內涵之維，結合其大量隨筆、訪談、書信及人生經歷，包括其猶太出身的移民身份，在美國的歷史現實文化語境中展開，從20世紀40年代其寫作開端直到2000年最後的“天鵝之作”，歷時性地梳理了各個創作階段的思想脈絡和精神價值指向，盡力顯現作家的問題意識和人生境遇，闡述其豐富多樣的審美表達、清晰敏銳的理性追問和對人性之復雜廣博的重重質詢。在國內貝婁研究領域，
《後現代語境中的思想者：索爾·貝婁研究》是一部突顯了貝婁的思想者特征、覆蓋了作家所有長篇和主要中短篇小說的學術新著。

武躍速，文學博士，江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中國外國文學教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歐美傳統文學、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和比較文學。出版專著有《兩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個人烏托邦傾向》《20世紀西方文學主題研究》《穿越審美空間》。曾在《外國文學評論》《國外文學》《外國文學研究》《文藝理論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國外理論動態》《當代作家評論》《浙江社會科學》《江西社會科學》等核心刊物上發表論文70餘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校文科學報文摘》摘要刊登。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新青年叢書”中《愛是難的，也是美的》一書，參與編著《英國小說發展史》《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外國文學教程》《比較世界文學史綱》等。

引論

第一章 索爾·貝婁的多維思想資源
第一節 猶太宗教傳統的浸潤
第二節 西方人文主義思想的滲透
第三節 美國個人主義文化的繼承
第四節 蘇俄激進政治思想的影響

第二章 “新世界”裡的迷失情狀
第一節 存在的迷茫：《晃來晃去的人》
第二節 誰是“受害者”：《受害者》
第三節 失敗者的反省：《隻爭朝夕》

第三章 什麼是“值得過”的生活
第一節 生活在別處：《奧吉·瑪奇歷險記》
第二節 打破精神的沉睡：《雨王漢德森》

第四章 現代性憂思與人性質詢
第一節 自我審視與現代性批判：《赫索格》
第二節 虛無主義的審判者：《賽姆勒先生的行星》
第三節 物質喧囂中的形而上擔當：《洪堡的禮物》

第五章 知識者心靈深處的裂痕
第一節 “知識分子”的餘音回響：《院長的十二月》
第二節 人性淪陷與詩性逃逸：《更多的人死於心碎》

第六章 永遠的奧德賽
第一節 精神與物質對壘中的價值困境：《銀碟》
第二節 記憶對忘卻的審判：《貝拉羅莎暗道》
第三節 “情感”列車的終點站：《真情》
第四節 生·死·愛的頌歌：《拉維爾斯坦》

結語 20世紀的浮士德
附錄 無處置放的鄉愁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後現代語境中的思想者：索爾·貝婁研究》：
1980年在散文《我的巴黎》中，當回憶自己40年代在巴黎做研究的情況時，也不忘寫下當年巴黎官員如何地配合納粹驅逐猶太人，全然不顧正義與人性被踐踏，表達了他穿越40年的憤慨之情。
1989年，他發表著名中篇小說《貝拉羅莎暗道》，第一次將大屠殺作為小說主題。小說從歷史記憶與忘卻的隱喻角度，講述了納粹大屠殺中的猶太幸存者及其後代在美國的種種遭際，涉及美國猶太人後裔面對民族歷史的態度、“美國化”中的文化傳統延續、關於人類大屠殺的哲學思考等。而在兩年前，即1987年，他曾就自己沒有在小說中表現大屠殺而給朋友辛西婭·奧齊克的長信中有過檢討，說到自己四五十年代的興趣點，作為美國文藝青年的閱讀面，比如對現代主義作品、馬克思主義、美國新批評的閱讀，對自己寫作纔能的鋻別，當時身心湧流著洶湧澎湃的美國意識，幾乎沒怎麼去關注在波蘭發生的可怕事件，讓奧斯維辛在自己的寫作中滑過去了①，言辭之中充滿愧疚。而《貝拉羅莎暗道》的寫作，可以看作對這種愧疚的一次補償。1990年年底，貝婁在接受《波士頓人》雜志訪談時再次提起自己作為猶太人的愧疚，說到1959年他曾去過奧斯維辛，應該說那時已經了解並意識到那場浩劫的分量，也似乎覺得自己在創作中沒怎麼去寫大屠殺有點問題；他說，直到1989年寫出中篇《貝拉羅莎暗道》，纔算是在作品中抓住“一些大事的重要意義”②，感到些許安慰。
2000年，貝婁發表最後一部長篇《拉維爾斯坦》，小說中有很多關於猶太人身份、大屠殺事件分析、警惕納粹遺留分子等直接的對話和故事，比如“活著的猶太人都是幸存者”“一定要時常想一想那些弔在肉鉤子上的人”“人不可能拋棄自己的血統，猶太人也不可能改變自己的身份”等，這些話幾乎就是老年貝婁自我身份的一再強調，借此貝婁也告誡世人要時時警惕人類悲慘歷史的重演。
美國貝婁研究專家戈德曼在其專著《索爾·貝婁的道德觀：猶太經驗的批評研究》中，曾經詳細分析了貝婁創作中體現出來的猶太文化傳統；後來在其重要的論文《索爾·貝婁和猶太哲學》中又特別指出，猶太教的核心是倫理一神教，猶太哲學覆蓋了貝婁的創作領域，道德倫理問題是其創作的核心。這一看法建立在作者對貝婁小說文本細讀基礎上，作者又精通猶太歷史和哲學，自然有其道理，但如果給一個限制，比如說在貝婁中後期創作中道德問題成為其主人公評判世界的重要維度，可能更為確切些。1970年貝婁在希伯來大學英語繫演講時也談到這點，他說自己作為移民二代，在美國化過程中接受了“新世界”和美國價值觀念，有些無節制地走向自由，享受著各種自由生活，但60年代的混亂使他悲觀，同時也激起了他身上素①，重新認識到道德和秩序的價值。我們也許可以這樣理解，由於童年和少年階段猶太文化教育的積澱，作家一生寫作都經意不經意間會有猶太文化的折射，不少研究者早已指出了這點；但在作家清楚的理性追求中，對猶太價值理念的肯定，應該還是在60年代之後。那時，由於作家對現代社會的了解和思考逐步深化，更由於美國60年代的反文化潮流，再加上西方思想界對現代性批判的影響，貝婁開始思考現代社會的弊病，諸如個性欲望之膨脹、虛無主義盛行、物質主義崇拜、性混亂、人倫崩解等蔓延社會各個角落的問題，這在其代表性長篇《赫索格》（1964）、《賽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院長的十二月》（1980）、《更多的人死於心碎》（1987）等作品中，有著十分精彩的表現，其中對精神意義、人性道德、人倫秩序的強調，應該說確實和猶太文化具有密切關繫。反過來講，之所以產生這樣尖銳的感受和批判，很大程度上即來源於他從小所受的猶太教中倫理道德文化的熏陶，所以也纔有赫索格在他千瘡百孔的遭際中對少年時代的回憶，說出“他在這兒體驗過的人類感情，以後再也沒有踫到過”雲雲，湧流不息的舊時留戀正是他治愈當下破碎生活的一貼精神膏藥。1981年的一次訪談中，貝婁說到他70年代之後對政治和社會的高度關注，對現代虛無主義的拒斥，寫作的最為重要的目的，是將道德問題當作當下的重大問題提出來，也是其寫作中後期問題關注方向的一個重要注釋。
……

躍速論索爾·貝婁的書要出版了，約我寫序，我樂於為之。
躍速曾經在我的名下攻讀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博士學位，她的主攻方向是20世紀的西方現代文學。她曾出版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個人烏托邦傾向》一書，從書的題目我們不難看出，她探討的視角是獨特的，顯示出精神探索的明確價值取向，而且她的探討也達到了一定的深度，從而在國內的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研究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在為她那本書所寫序言的末尾，我曾表達過某種期許，祝願她在這一領域的研究中取得更大成績。記得她說起過對索爾·貝婁的特別興趣，果然數年之後，她不負眾望，又完成了這本論索爾·貝婁的專著。我的欣喜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索爾·貝婁是20世紀美國文學巨擘，1976年摘取諾貝爾文學獎桂冠之後，進一步奠定了其在世界文學史上的不朽地位。他的創作固然與艾略特、喬伊斯、卡夫卡等典型的現代主義作家不同，但卻又始終泳涵在現代主義的大潮中，正因如此，批評家們往往將他與海明威、福克納並置於廣義的現代主義作家前列。他的創作似乎並沒有上述經典現代主義作家那種以形式和觀念震驚世人的創新，但卻不乏反映20世紀美國乃至西方從現代到後現代社會現實的深度；如果說，上述典型的現代主義作家在獨特的創新中不乏傳統的涵養的話，那麼，索爾·貝婁的創作中則可尋繹出更加鮮明的傳統線索；如果說，上述典型的現代主義作家在形式的獨創中仍然沒有忘記精神追求的話，那麼，索爾·貝婁則在精神的追求上表現出更加巨大的熱情。他在對存在與人性的挖掘方面似乎達到了鮮有人能企及的高度。無論在任何意義上，他都應該是20世紀世界文學史上分量最重的作家之一。
在國人的索爾-貝婁研究中，躍速這本書大約是最近的一本，也是最全面、深刻的一本。依我看，她這本書至少有以下幾個特色：
第一，對索爾·貝婁創作的時代和文化大背景做了相當清晰、確當的梳理。我們知道，索爾·貝婁的創作綿延半個多世紀，經歷了從現代主義晚期向後現代主義的轉變，因此他的創作中既有現代主義因素，又有後現代主義因素，而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是兩種復雜、多變的歷史、社會、文化思潮，二者相互糾纏又相互分離，既有關聯又有差異，如何將這種關聯與差異釐清是全面深入研究索爾·貝婁繞不過去的關卡。本書撚出與索爾·貝婁創作關涉較多的批評家貝爾、鮑德裡亞、詹姆遜、利奧塔、哈貝馬斯等人，明晰地闡述了他們對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有關論述，並將索爾·貝婁的創作置於這樣一個“包含了諸多現代因素”的“後現代語境”中加以討論，從而為全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僅此一點，就足以使本書在此前國人的索爾·貝婁研究中勝出一籌。
第二，全面、詳盡地梳理了索爾·貝婁的思想文化資源。我們知道，索爾·貝婁是猶太人，因此，猶太宗教文化對他的影響與生俱來；但他出生在加拿大，成長、受教育於美國，因此西方傳統特別是獨特的美國精神形塑了他的頭腦，此外，他出自移民家庭，祖父輩來自革命時代的蘇俄，激進的思潮對他的影響同樣不可忽略。本書撚出猶太傳統、西方人文主義、美國精神、蘇俄激進思想這四股思想流，精準地論述了這些思想資源在形塑索爾·貝婁的人格與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方面的重要作用。這樣，就為進一步理解、探索他的創作個性、主題以及價值取向鋪平了道路。，第三，本書有著強烈的問題意識。我們知道，20世紀中後期的美國和西方是一個從現代到後現代轉折的歷史變遷期，社會、文化以及人性的層面出現了種種問題，物欲橫流、金錢拜物教、享樂至上、消費主義、虛無主義、大眾文化泛濫、信仰流失、精神迷惘、平面化、碎片化、同質化、城市化等，不一而足。索爾·貝婁把這些問題有機地融人自己的文學創造中，對之進行深刻的反思；而本書則以這些問題貫穿始終，通過細致的文本細讀，對索爾·貝婁的創作做了鞭闢人裡的評析，從而彰顯出較高的學術價值。
索爾·貝婁長期執教於美國大學，是一位學者型作家，他把對社會學的研究、教學與文學創作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在文學作品中精準剖析從現代到後現代的西方社會，表達對存在的意義和人性本質的嚴厲拷問，展示對精神與價值的執著追索，當被問及他自己更像他筆下的哪個文學形像時，他說自己更像那位“雨王”漢德森。漢德森是一位腰纏萬貫的富人，毫無物質方面的需求，但他內心卻始終噴湧著“我要”“我要”（1want）的吶喊，他“要”的是什麼？顯然不是可視之物，而是心魂之安頓。事實上，索爾·貝婁像他筆下的一繫列文學形像一樣，始終在追求一種更高的精神境界。縱觀古今中外，文人學者、知識分子中追求崇高精神境界的大有人在，而正是這部分人構成了社會的脊梁，成為我們景仰和見賢思齊的榜樣。我希望以這樣的追求激勵自己，也以此與躍速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