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動員型災害治理：以地震為例》聚焦自然災害治理這個兼具超常規和常態化色彩的公共治理領域，分析動員是如何被嵌入災害治理過程的不同環節、不同層次之中，又如何對具體的災害治理結果產生影響，進而探析動員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如何在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條件下保持活力。
《中國的動員型災害治理：以地震為例》的實證分析聚焦地震這個特定的災害類型，采用案例比較法，選取1949年以來的四場破壞性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1988年瀾滄—耿馬地震、1996年麗江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及其觸發的抗震救災行動進行對比分析。這四場地震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遭遇的破壞性強的震害，其抗震救災行動也代表了我國地震災害治理的不同發展階段，能夠更清晰地呈現動員體制同災害治理結合機制和結合模式的變化特點。

彭林，2012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現為廣州市社會科學院政治法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興趣集中在國家社會關繫、災害政治和環境政治，尤其是對自然災害和環境污染治理領域的政府間關繫、國家社會關繫和公眾參與有較為深入的研究。在The China Quarterly、China Information和China Policy Journal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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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案例選擇與研究方法
第二節 動員體制變化與中國國家轉型
第三節 動員與動員型治理
一 如何定義動員
二 動員型災害治理模式
三 如何解釋中國災害治理模式變化
四 正文結構

第二章 唐山地震：主動動員模式的高潮和轉折
第一節 “69號文件”和“海城經驗”：主動動員模式的確立
第二節 “漏報”：主動動員模式的內在風險
第三節 城市災害對傳統災害管理的整體挑戰
第四節 “跨時代”的重建：動員的延續與變化

第三章 瀾滄-耿馬地震：應急管理的崛起與大眾動員的延續
第一節 “雙重轉型”與大眾動員模式的不均衡衰落
一 地震工作“大整頓”與主動動員模式的衰落
二 農村經濟改革對大眾動員模式的衝擊
第二節 瀾滄-耿馬地震
一 從“群測群防”到“內緊外松”
二 應急預案的發展與抗震動員自動啟動機制
三 震後重建：籌資壓力與大眾動員的延續
四 動員新資源
第三節 “雙重轉型”與多種動員模式並存

第四章 麗江地震：國家後撤與大眾動員模式“重新抬頭”
第一節 災害治理結構碎裂化與專業化動員的局限
第二節 國家後撤與涉災財政條件惡化
一 災民自我保障機制的強化
二 中央“卸包袱”與救災分級管理
第三節 麗江地震
一 震後應急管理進一步規範化
二 震後重建：國家財政困難與雲南省內動員
第四節 國家主動後撤與大眾動員模式的持續強勢

第五章 汶川地震：動員形式與內涵的變化
第一節 從“生產自救”轉向“國家主導”
一 “非典”危機與現代危機管理的擴展
二 災害治理的“社會轉向”
第二節 “重新”動員社會與國家擴張
一 社會捐贈動員體繫的發展
二 “重新”動員大眾：從農村轉向城市
第三節 汶川地震
一 應急動員進一步正規化和後傾化
二 重建與對口支援的新變化
三 國家動員與社會動員的互動
第四節 汶川的遺產與抗災動員模式的變化

第六章 跨越四十年的抗震動員：比較與討論
第一節 跨越四十年的地震災害治理和抗震動員
第二節 解釋動員模式的變化
一 發展水平提升帶來的復雜影響
二 國家角色定位的變化
三 涉災基礎能力的復雜性
第三節 抗震動員模式變化的復雜性
一 震前備災動員模式的變化
二 震後應急動員模式的變化
三 重建動員模式的變化
第四節 分析與發現

第七章 結語
第一節 動員體制的連貫性與非線性變遷
第二節 中國動員型災害治理模式的獨特性與橫向比較的可能性

附錄1 訪談
附錄2 檔案
附錄3 年鋻、公報、地方志和專業志
附錄4 過往報紙和期刊
附錄5 開放數據庫
附錄6 中國地震災情數據
參考文獻

在經歷了30多年經濟體制轉型以後，中國進入了社會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在這個時期，一方面，社會結構急需改革，以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社會矛盾凸顯，社會問題層出不窮，這個時候也急需政府和公民之間能夠良性互動，防止矛盾的暴力化傾向，形成理性的公民秩序。
正是在這個關鍵時期，公民公益成為社會轉型的重要動力。未來之中國能否超越傳統的革命與論，以社會力量促使體制變革，從而能夠既化解暴力衝突，又實現社會轉型，這是我們研究和關注的重要命題。為此，我們誠邀一批行動導向的學者，共同編輯“公益與轉型”學術叢書。我們的作者從理論思考和社會實踐切人，共同觀察當前的公益轉型如何促成社會轉型，又共同研究社會建設理念如何推動治理變革，在轉型時代共同見證和推動國家的善治。
所謂公益轉型，也是傳統慈善到現代公益的轉型。其中，從計劃慈善體制縫隙中頑強生長出的民間公益最值得關注。在過去的30年間，中國的慈善體制長期處於計劃體制的陰影中，大部分慈善行為仍然是政府主導，指令攤派，而且慈善行為也常常被過度政治化，這種計劃慈善和市場經濟已經格格不入。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呼吁國家在保障社會救濟和社會福利的同時，要讓慈善事業回歸民間，激發民間慈善的活力，由此改革相對應的社會治理體制。
市場經濟推動了普通人更多的身份平等，這也使得公益慈善事業不僅僅是富人的專利，而是成為人人都能參與的全民公益。這種全民公益的實質就是公民公益，它強調普通公民通過自願行動來實現公共利益或者公共價值。這種行為方式與市場行為和政府行為的不同在於：首先，它是自願的，而非被迫的。它是普通人自願的、不計報酬的實現自助、互助和他助；其次，它是公共的，而非個人的。作為公共行為，公民公益或者追求公共利益，或者展現公共價值；最後，它是公民性的，這種公民性體現在它試圖超越以往國家主義的計劃慈善和純粹個人性的施舍行為，強調公益慈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惠關繫，是一種情感和價值的禮物交換。除此之外，公民公益還尋求共識，強調以政府、市場和社會合作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矛盾。
公民公益對於社會轉型有著重要的意義：
第一，公民公益可以給普通公民參與公共生活提供一條柔性理性的管道。公民公益是普通人個體面對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社會問題和困難而自願地去尋求方法加以解決的過程。這就使得作為日常生活之地的社區成為公民重要的參與空間。也隻有社區的公共生活活躍起來，整個社會纔能充滿活力。公民公益的重要作用在於激活基層社區，為整個社會治共治積累社會資本，同時直接帶動社區治理的民主參與。
第二.公民公益還可以培育社會組織，推動社會組織的成長。社會體制建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社會本身有能力自我組織，自我解決社會問題。當前，社會組織中最能夠迅速成長的就是各類公益慈善組織。人們在社區自願參與的基礎上，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很容易跨越社區，逐漸使自己的自願行為制度化和規範化，這就形成各類專業性的公益組織。這些一線公益組織並不需要行政動員或者政府資源就可以自我發展，還會逐漸形成整個公益組織的生態價值鏈條。這些社會組織包括直接服務的民間公益組織和提供資金資助的基金會，也包括國際機構、企業社會責任（CSR）和政府的購買服務部門，它們之間的互動與創新逐漸會形成社會組織的一個自我循環的公益生態。
第三，公民公益還可以直接影響社會政策過程，直接推動社會治理機制的改革。和傳統慈善單純的救助不同，公民公益還強調助人自助，也強調整個社會政策的完善。社會政策直接面對老百姓的民生和發展問題，其政策過程並非由政府單方面促成，而往往是利益相關方通過公益倡導等方式來影響相關法規和社會政策的創新，促進受助群體權益得到保障。因此，公民公益也包含公益倡導的內容，通過公益人或公益組織對政府的表達、要求、溝通和對話，使得政府能夠調整政策，改善制度，以滿足民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從而實現社會的善治。
第四，公民公益對社會體制改革最長遠的推動是它能不斷培育出積極公民。社會體制改革雖然關注制度的改革，但好的制度也需要好的公民來推動和實施，制度纔能真正成為可以落實的制度。積極公民是指那些敢於積極擔當社會責任的公民，從汶川到蘆山，我們都能看到在公益慈善的行動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公民。我們今天談到很多的社會創新家，他們就擁有積極公民的精神。他們最重要的特征是可以以公民價值觀為核心，進行資源整合和動員，推動開展各類公益慈善的行動。公民公益需要通過激活以往的中華公益慈善傳統，需要改革當前的教育、傳播和知識生產機制，使得更多的積極公民從公益慈善事業中湧現出來。
社區參與、社會組織、改善治理和培育積極公民構成了公民公益推動社會轉型的四種途徑，希望這套叢書能夠豐富和拓展各方面的研究。我們相信，社會轉型不僅需要自上而下的推動，更需要自下而上的努力。雖然人們常說，有什麼樣的國家就有什麼樣的公民，但從另一面看，有什麼樣的公民，也將決定我們有什麼樣的國家。未來中國的轉型正蘊藏於每個參與公益的普通人的轉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