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觀調控領域施行“規則之治”是我國經濟法治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調控主體是否有充分的激勵落實業已做出的調控承諾是影響調控目標能否實現的構成性要素。依據動態不一致性理論，調控受體能否對授權性的調控規範做出積極的“合作”回應直接影響調控成敗；而調控受體對於調控規範“合作”與否，則取決於調控承諾的可置信度和受體的信任預期。通過信息費用約束下的歸責原則、責任構成要件的安排以及訴訟模式創新，使違背調控承諾的收益與調控主體相分離，填補調控受體的可得收益損失，由此建構宏觀調控中的信賴利益保護機制，為提高調控績效、推進宏觀調控中的“規則之治”奠定制度基礎。

★作為我國法律經濟學的代教授這部論著視角獨特，理論主線鮮明突出，結構設計頗具匠心，章節安排張弛有度，論證深入細致，博弈論、信息經濟學等分析工具運用嫻熟，很好地體現了交叉學科研究的融會貫通能力，無論是對經濟學還是法學都有較強的借鋻、啟發價值。語言清新明快且不失邏輯嚴密，在學術論著中體現了難得的語言嚴謹和優美的有機結合。我樂於向廣大讀者推薦這本法律經濟學的力作，希望讀者能在閱讀中感受到思考的脈動以及思想的力量。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呂政

導言
一 本書的背景、目的及意義
二 國內外的研究現狀
三 本書的難點、重點和創新
四 本書框架及基本內容
五 研究方法與寫作方法

第一章 調控受體的預期穩定與宏觀調控領域的法律責任追究
一 宏觀調控領域的調控受體預期穩定
（一）宏觀調控規範的授權性特點
（二）影響調控受體之預期的結構性因素
二 動態不一致性理論與調控政策的可置信性
（一）凱恩斯主義下的相機抉擇型宏觀調控模式
（二）基於動態不一致性理論的調控追責機制
三 宏觀調控違諾責任追究的效率意義與法治意義

第二章 作為調控受體預期穩定之建構進路的信賴利益保護
一 微觀締約活動的信賴利益保護及其傳統私法功能
（一）微觀締約活動中的信賴利益保護理論與適用
（二）微觀締約活動中信賴利益保護的既有功能
二 信賴利益保護在宏觀調控中的適用拓展
（一）制度功能的譜繫學分析
（二）宏觀調控信賴利益保護的內在規定性
三 宏觀調控信賴利益保護的兩種方式
（一）存續保護
（二）賠償保護
四 宏觀調控信賴利益保護功能的法理新解
（一）落實誠實信用原則
（二）在調控主體和受體間重新配置違諾損失

第三章 宏觀調控信賴利益保護的責任構造
一 信息費用約束下的調控信賴利益保護歸責原則
（一）“承諾-遵從”是一種不完博弈關繫
（二）調控主體的主觀狀態是難以觀察、難以檢驗的信息
（三）調控信賴利益保護實行過錯推定原則
二 宏觀調控信賴利益保護的責任構成要件
（一）調控承諾的非正當性變更引致的損害事實
（二）調控主體違背誠實信用的法定義務
（三）調控承諾非正當性變更與損害事實之間的司法因果關聯
（四）宏觀調控承諾變更的抗辯事由

第四章 宏觀調控信賴利益保護的司法實施機制
一 集團訴訟：宏觀調控違諾追責之訴的效率選擇
（一）集團訴訟有助於改變調控受體的訴訟力量
（二）集團訴訟有助於獲得司法運作的“規模效應”
（三）集團訴訟有助於擴大司法對公共經濟政策的影響力
二 宏觀調控違諾追責之集團訴訟的基本程序構設
（一）宏觀調控違諾追責之訴確立為集團訴訟的前置性要件
（二）宏觀調控違諾追責之集團訴訟的代表人制度
（三）調控違諾追責之集團訴訟的公告流程
（四）調控違諾追責之集團訴訟的權利確認
三 防範調控違諾追責集團訴訟濫訴的制度反思——以勝訴酬金刺度為中心
（一）勝訴酬金制度在集團訴訟中的適用
（二）勝訴酬金的“濫訴”“纏訴”效應及其對調控違諾追責集團訴訟的影響

第五章 宏觀調控信賴利益保護的司法組織創新
一 司法職能拓展與調控違諾責任追究的制度供給
（一）基於個案裁決的司法職能傳統認知
（二）基於能動主義的司法功能拓展
（三）作為調控違諾責任追究之制度供給進路的司法解釋
二 基於分工語境的審判組織安排
（一）調控違諾追責對於審判組織的知識挑戰
（二）專業法院對於調控違諾追責的知識適應性
結論
參考文獻
後記

《宏觀調控中的信賴利益保護研究：法律經濟學的視角》：
二 信賴利益保護在宏觀調控中的適用拓展
作為發端於微觀締約活動、注重維護個體私益的法律保護機制，信賴利益保護能否適用於強調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國家總體經濟安全的宏觀調控領域？對此，《宏觀調控中的信賴利益保護研究：法律經濟學的視角》認為有必要保持開放的心態，采取霍姆斯意義上的功能主義立場，對信賴利益保護在不同法律部門中的應用進行譜繫學分析，以此找尋到真正適合穩定調控受體預期、提高調控措施績效、建成宏觀調控法治秩序的可行進路。
（一）制度功能的譜繫學分析
按照譜繫學的分析理路，一項制度建構並不是由其“出身門第”決定其適用範圍的。這一點從霍姆斯對“迪奧單”的演進過程的考察中可見一斑。在早期的法律中，人們常常把“迪奧單”（這有可能是軋死某人的一個車輪）當作罪犯來予以懲罰，理論上是這個東西有一種惡意，就是這種惡意導致這個東西殺了人。隨著社會約束條件的流變，“迪奧單”作為“受詛咒之物”的責任擔當功能漸次拓展到一時無法由自然人、法人承擔責任的領域，其逐步演進為海商法上的對物訴訟。在這個意義上，尼采的論斷是成立的：“一個東西的起初原因和它的最後用處、它的實際運用以及它的目的排序，全然沒有聯繫；一切現存的事物，不論是如何變成如今的樣子的，都會一次又一次根據新的目的予以解釋”，即“任何制度都不會堅定不移地指向其設定的目標，保持其誕生時的純真”。
在制度的功能主義視角下，微觀締約活動信賴利益保護基於損害填補而生成的穩定預期功能對於宏觀調控領域的穩定受體預期、激勵主體循法而治同樣具有積極的借鋻和移植意義。當然，微觀締約與宏觀調控無論是目標宗旨、法益追求、可行手段、規制方法和指向對像等皆有較大差異，信賴利益保護作為一項制度安排引入宏觀調控的“規則之治”建設當中，尚且需要根據該領域的內生特質進行適應性改造，以免出現“拉郎配”式的生吞活剝，抑或是“南橘北枳”式的水土不服。
基於功能上的維特根斯坦式的“家族相似”，信賴利益保護在宏觀調控法律規制中的移植及其適應性轉化既可以制度設計成本，又可以在經濟法的法律責任體繫建構上發揮庫恩所說的“範式轉換”效應。囿於傳統法律部門的界分，經濟法往往給人以責任追究機制缺位因而自洽性不強、可訴程度不高的印像。其實，倘若能夠適時轉換考察視角，從其內在功能、實質內容等維度而不是單一的部門法劃分出發，我們不難發現，不少法律責任追究機制是具有一定普適性的，並不存在為哪一個法律部門獨家壟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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