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學者的方式解讀史料、研究問題
尊敬的各位同行:
我謹代表匈牙利科學院人文研究中心歷史所和所有參會的外國學者,對本次會議的誠摯邀請表示感謝12010年我們啟動了“中國與蘇聯和東歐國家關繫”這一國際合作研究項目,本次會議即是該項目的一個總結。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同事們,在社科院領導的大力支持下,為計劃和實施該項目以及籌備本次會議做了大量的工作,現在項目的所有計劃都已順利執行。
對於我們來說,討論有關冷戰時期中國為一方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為另一方的關繫的新史料、新觀點至關重要。有價值的史學成就總是從現在的角度提出相關的一些問題。當然,正如“現在”會逐漸變成“過去”一樣,這些問題也會隨之變化。新問題的出現反映了歷史的變遷。然而,對於人們提出的這些問題,隻能在相關的資料可得和可用的情況下,纔能以一個學者的方式回答。幸運的是,我們今天已經能夠接觸到大量涉及中國與東歐國家關繫的史料,也有許多該領域的專家能夠對這些史料進行正確解讀、評價。在解讀和評價過程中出現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連續性和間斷性問題。對東歐國家來說,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1年的波蘭危機以及1989一1990年發生的一切,都標志著重大的變化;而在1949年後的中國,隻有1978年鄧小平的復出纔標志著一個根本的轉折點。如何來研究這些新得到的原始資料,以幫助我們理解那些嘗試過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國家完全不同的變革步伐呢?在很大程度上,蘇中關繫決定著蘇聯如何處理在東歐國家的政治和社會進程。這些史料也揭示出以前人們了解較少的中羅關繫、中保關繫、中匈關繫、中阿關繫等雙邊關繫的重要性。
社會主義國家間關繫,特別是東歐國家內部關繫紛繁復雜,各種類型的利益衝突,意識形態的、政治、社會和宗教等,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也不會消失,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如何解決衝突,就成為擺在中國學者以及前蘇聯東歐國家學者面前的最重要問題。要處理好社會主義國家問關繫,加強溝通是十分必要的,缺乏溝通是致命的。人們主張,相互理解的前提是有意識地嘗試理解對方的看法和論點,不論對方到底是誰!
與會代表的發言緊扣主題,以新的史料闡發了冷戰時期中國與蘇聯集團國家間關繫的諸多新見解,不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加深了我們對那段歷史的認識與理解。
本次會議報告中提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蘇中關繫的變化對東歐國家命運的影響。在非常豐富的有關“轉型”的文獻中,在眾多的學術和公眾辯論中,我們會遇到兩個基本問題,而這兩個問題也值得從事我們項目的研究者深思。第一、在東歐國家中,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一共產主義制度的建立與解體僅僅是蘇聯影響的結果嗎?換句話說:20世紀40年代末,蘇聯體制是被簡單地強加給這些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也得到了來自東歐國家內部的支持?1989—1990年,歐洲共產主義體制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接二連三垮臺,其中的外部因素如,蘇聯衰亡,國際關繫變化,與各種類型的抵制、反對等內部因素,孰輕孰重?第二個問題與此緊密相關:誰是這場轉型的背後推手?是那些試圖通過將政治影響轉變為經濟實力來維持他們既有權力的共產黨改革者嗎?還是那些鼓動民眾起來推翻共產黨領導的反對者?
對這些爭論而言,本次會議所征引的史料、提出的論點功莫大焉,但我認為,本次大會也提出了更深人、專題性更強的議題。也就是說,蘇聯的解體是標志著一個“過度伸展的”帝國主義強國的失敗,還是表明一種共產主義模式的失敗?世界上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的消亡是與美國對抗失敗的結果嗎?還是說蘇聯政治、社會制度的結構性問題帶來了這一不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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