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文化評論（2018春季號 總第二期）》為連續出版物，每年兩期。2017年已經出版一期。《京師文化評論（2018春季號 總第二期）》為2018年春季卷，總第二期。伴隨全球化的進程，文化中心日漸被消解與袪魅，失去中心的文化呈現出多樣化、平面化與碎片化的特征，虛無主義的焦慮與文化的繁盛如影隨形。文化產業化使文化的物化成為現實，但一切的合理性都有其局限，庸俗化與娛樂至死變身GDP數字成為文化發展中揮之不去的夢魘。占有還是生存？文化救贖演繹成了西西弗的神話。文化自信離不了文化自省，文化創新脫不開文化救贖，而這一切都離不開理性反思。《京師文化評論》正是作為文化反思與探索的一種努力，應運而生。《京師文化評論》由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主辦。設編委會和編輯部。《京師文化評論》將設名家專論、歷史鉤沉、學術前沿、新銳觀察、影視書評幾個基本板塊。《京師文化評論》將以半年刊的形式出版，小16開本。

特稿
學術與思想之辯
以哲學的方式推動中國社會的文明進程
互聯網“下半場”的發展關鍵：邊緣創新與價值準則
名家圓桌：思想與學術四十年
從中國哲學史到中國哲學
儒釋道的身份與角色
從邏各斯向易道回歸
在“理想主義”與“經驗主義”之間
中國哲學的身體性
批判與自我反思
從人類學的視角看中學與西學
在中西彙通中發展學術與思想
四十年了，該有一場範式革命了
理想主義辨析
學術不是其他
回到原點
給學術研究多點獨立空間
思想的基礎與學術的境界
關注時代問題與思想本身
從理想主義回歸經驗主義
近代史研究的經典化
建立當代中國歷史學研究的獨特語法
八十年代新啟蒙思潮的思想無意識
四十年來思想資源的文學傳播

專題：城市、社會與文化中國城市社會發展的邏輯緊張及其影響
“紅牆意識”的歷史文化淵源及其演進
守望歷史街區

專題：文學四十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詩歌的流變
散文四十年的話語史考察
四十年來話劇形像的美學分析
技術視閾中的四十年文學及其發展

人文觀察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道統、學統與語文教育
論得“意”忘“酒”

影視書評
解碼《零度誘惑》的“解碼器”
以愛之名和解，並拒絕遺忘
稿約

《京師文化評論（2018春季號 總第二期）》：
我很高興能夠參加今天的盛會，並為此感到榮幸。我發現我們好幾位發言的人都經過“文革”，有思想的歷練、社會的歷練，我們主要是在“文革”中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或者是哲學觀。就我本人來說，就是在“文革”中感到困惑纔開始學習哲學，不光是哲學，我當時對文史哲以及其他各個方面的知識都感興趣。當時學習這些知識並不是為了將來能夠考大學或者能夠考研，那時候大學的文科已經取消了，不存在這個問題，主要還是為了自己思想上的成熟、成人。後來我1979年考上武漢大學研究生的時候，用句俗話來說，就是“世界觀已經成熟了”，除了一些知識方面的東西以外，其他方面已經沒有什麼可學的了。我們的思想就是在“文革”中形成的。所以今天看到這個題目“思想與學術40年”，我覺得和我是非常吻合的，但是就我個人的特殊情況來說，可能還不止40年，應該是50年。因為我在農村干活干了10年，當知青。後來回城又干了5年的搬運工，所以40多年形成了我的一種思維方式或者思維習慣，以及對學術、對哲學的愛好。當時愛好哲學，甚至沒有想到過要用它來治國平天下或者是救國救民，首先考慮的就是要自己成人。
所以我經常講哲學給我的體會應該是活出來的，而不是學出來的。學本身就是一種活法。所以從1968年、1969年我就開始自覺在鄉下看書，到了1979年考上研究生，應該說是有10年的自學，然後在1982年留校。“文革”中的反思以及在農村的體會使我獲得了一種什麼樣的思想傾向呢？就這個問題，我可能與各位的想法都不一樣。我曾經有一篇文章談到，我們有類似的經歷，但是我們的思維取向可能不太一樣。比如說武漢大學的郭齊勇先生，他和我的經歷類似，也是下鄉。他感受到儒家文化的魅力在很多偏僻的農村還存在，文化革命把這些東西都敗掉了，但是在偏僻的鄉村裡還有，這在以前叫作“禮失而求諸野”。於是郭先生想要在學術方面維護我們的傳統，把儒家文化重新振興起來，這個思想非常普遍。我認識的張祥龍先生，我最初和他交朋友、打交道，他就和我談了他的這個想法，我覺得也很自然。
但是我和他們有點不同的就是，一方面我也看到了農村的純樸、樸實，農村位置越是偏僻，道德上的樸素觀念越是根深蒂固，沒有受到城市裡面的污染，甚至沒有受到政治的影響，政治延伸到他們那個地方的時候已經比較淡了；但另一方面，因為當時讀到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講到拿破侖之所以上臺是有廣泛的農民基礎，農民希望有一個好皇帝來統治他們。所以我在農村10來年，關於農村的想法在這方面和別人有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農民雖然非常純樸，非常能夠感動我，我和他們關繫處得非常好，但是我仍然和他們保持一點思想上的距離。我感到正是這些看起來非常單純、非常無害、非常純潔的底層的草根、民眾，使得幾千年輪回不斷，皇帝輪流轉，中國社會一治一亂的“周期率”不斷地綿延，直到當代。這樣造成的災難也包括“文化大革命”。我認為“文化大革命”不是說西學或者是蘇俄的理論在中國造成的災難，而恰好是中國傳統文化裡面最惡劣、最敗壞的那部分死灰復燃，而且甚囂塵上。這部分就是法家思想。法家的那種陰暗、陰謀，那種沒有道德底線的偏激，在“文革”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我們都是“文革”過來的，我覺得當年拼命批儒家，其實主要還是弘揚法家，來證明“文革”的合理性。而且對儒家其實也沒有完全批，隻批了一些表面的東西，一些口號式的東西，骨子裡還是家國天下，隻不過走得更極端：“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孝道和忠君已經合為一體，達到極致了。
所以我的想法到後來逐漸趨向中西比較。後來我學習哲學，首先當然是學馬列，當時馬列的那些經典的哲學著作，我幾乎都看完了；然後就形成了一種西方人的思維方式。馬克思、恩格斯包括列寧的一些哲學著作，他們主張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要和人家論戰，要和資產階級學者論戰，他們都必須遵守西方哲學的一些學術規範。馬恩更加是直接從德國發源的，他們那一套德國式的語言方式、表達方式都是我們在中國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所以當時我對馬列的哲學燃起興趣，一方面是由於當時沒有別的書可看；另一方面我覺得在馬恩的書裡面可以找到一種思維的新境界，或者是一種思維方式。
我的自學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個是思考的階段，從自學到後來進入武大讀研，一直到畢業以後留校。從1987年開始我就寫了一些書，就是關於中西比較的。當然當時沒有出，有一本書就是《靈之舞》，壓了8年纔得以出版，從1987年壓到1995年纔出版。但這還隻是一個思考的階段，我運用我對現實的感受，運用我對農村的理解，來讀中國哲學的書。以前自學的時候也讀過，那時候“批林批孔”，我也拿到一些參考資料，儒家怎麼說，法家怎麼說，其他各家各派怎麼說的，也有些積累。這個時候通過學了西學以後，開始中西比較。1987-1997年整個是一個中西比較的階段，在此之前就是思考和醞釀的階段。1997年以後，到了2000年我就形成了一種新批判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2000年以前就已經有了，當時和郭齊勇老師已經開始有爭論了，到2000年出了一本《新批判主義》，開始形成自己的一個批判性的框架或構架。這個新批判主義的意思主要是覺得我們經過“文革”的這一場浩劫以後，不能夠就這樣完了，或者我們不搞那一套就行了，要進行徹底的反思。我們為什麼人人都陷入了“文革”的狂潮之中。包括我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狂熱分子，但是後來覺得自己上了當，由此決定自己要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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