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詞的筋節在“生有為，死何難”上，這也是鼎孳的夫子自道。在他看來，一死容易，濡忍的活下來以圖有所作為，纔是不容易的。這或許是為自己的貪生惡死找借口，但也有其合理性。王夫之就曾說：“屈身逆亂之廷，隱忍以就社稷，人臣之極致也。”但他話鋒一轉，又言：“兩處於有餘之地，以存其身與祿位，而遽許之為行權以濟險，則名義之途寬，而忠孝之防裂，君子所必為之辨者也。”①其實這種辨析是很準的。不過，“有所為”倒是貳臣的一致心聲。龔鼎孳努力為漢人、為天下百姓多做些善事；錢謙益與鄭成功暗通聲氣，以謀求復國；王鐸散家財賑災；曹溶等人或治史，或收集金石書畫，以保存漢文化，等等。部是一種自贖。
三遺士與纔士
貳臣與隱士一出一處，一動一靜，形成鮮明的對比。貳臣詞人筆下的隱士有漢嚴光和宋林逋。《後漢書》關於嚴光的傳記不過五百字，但後世一直喜言其高蹈不仕以及與光武帝的君臣際合②。至明初，璋卻有一段異論，他在《嚴光論》中大罵子陵不肯為國效力，並稱：“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之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止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璋站在統治者的角度，否定一切不為其所用者。《明史·刑法志》記載：“貴溪儒士夏伯啟叔姪斷指不仕，蘇州人纔姚潤、王漠被征不至，皆誅而籍全家。寰中‘人士不為君用之科’由設也。”可以想見，嚴光如生在明初，定與姚潤等人一個下場。然而，屠刀並不能真正威逼出士人的用世之心，反生識字之恨，因此有明一代士風甚糜；直到晚明，內優外患的現實纔喚起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東林、復社諸君子均以天下為己任，漸開經世致用之濫觴。上文中，龔鼎孳、錢謙益等貳臣力求有所作為，也是經世思想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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