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社會面貌發生巨大變化，如今我國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伴隨經濟騰飛而來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人口流動加速，如大批農村人口紛紛進城務工等。在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加速發展的過程中，大量的社會問題不斷湧現：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官員腐敗、權力尋租屢禁不絕；關乎國民生計的醫療、就業、住房、教育等領域的問題和矛盾層出不窮。
不可否認，自住房商品化以來，房產經濟給地方政府帶來滾滾財源，在拉動地方政府GDP增長方面更是居功甚偉。但是，住宅在本質上不僅僅是一種商品，更是一種維持人類生存和促進人類發展的最基本的生存資料，是關乎國計民生與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試想如果連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權都無法保證的話，那又何來發展一說呢？因此，社會主義國家更應該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在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同時，努力關注民生，開動腦筋、下大力氣解決好住宅問題。
（二）解決住宅問題是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的必然要求
恩格斯認為，正像消除資本家與工人的對立不是空想一樣，消滅城鄉對立也不是空想。
德國工人階級面臨的住宅短缺問題，從根本上說來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局限性，但其最直接的原因則是由大批量的失地農民突然湧入城市工廠造成的。因此，在恩格斯看來，解決城市中的住宅問題，不僅以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而且從長遠來看也是消滅城鄉對立、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必然要求。恩格斯寫道：“隻有使人口盡可能地平均分布於全國，隻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緊密的聯繫，並適應這一要求使交通工具也擴充起來——同時這要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纔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在其中受煎熬的那種與世隔絕的和愚昧無知的狀態中掙脫出來。”①工人住房短缺並不是因為住房存量的缺失，而是由於房價或租金的高昂超出了其能夠承擔的範圍，因此，隻要我們徹底解決城鄉之間由於發展不均所帶來的對立問題，實現城鄉經濟均衡發展，住宅問題也就不再是一個問題了。不僅如此，在恩格斯眼中，消滅城鄉對立也是工業生產與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他以李比希的農藥化學為例指出，城市特別是大城市的存在是阻礙人類將取自土地的東西還給土地的最大障礙，“僅僅倫敦一地每日都要花很大費用，纔能把比全薩克森王國所排出的還要多的糞便傾拋到海裡去，當你看到必須有多麼龐大的設施纔能使這些糞便不致毒害倫敦全城，那麼消滅城鄉對立的這個空想便有了值得注意的實際基礎”①。因此，恩格斯斷定人們隻有在消除城鄉對立後纔能從“他們以往歷史所鑄造的枷鎖中完全解放出來”。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作為傳統的農業大國，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走過了一條以農促工、農業反哺工業的道路，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工業現代化進程。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農業發展滯後、農村問題突出、農民增收困難等諸多與“三農”有關的問題。因此，今天我國所走的現代化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條打破經濟結構、統籌城鄉發展、促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道路。因此，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下大力氣促進農業現代化，使工農業經濟處在現代化的相同水平上，努力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繫，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三）解決住宅問題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保障
住房問題絕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更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關乎社會的公平正義甚至是政治統治的合法化問題。
在談到住宅價格上漲的原因時，恩格斯寫道：“現代大城市的擴展，使城內某些地區特別是市中心的地皮人為地、往往是大幅度地提高起來。”②近年來，伴隨著房地產經濟的崛起，城市住宅價格長期居高不下，甚至大有愈漲愈烈之勢，究其原因，除了市場規律之外，人為因素無疑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獲取經濟利益，一方面是利益集團肆意炒高房價、商業地產大量囤積居奇；另一方面，地方官員勾結市場主體，濫用職權，謀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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