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治理型民主與參與型民主有機結合的民主形式，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具有重要的現實地位和豐富的實現形式。《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研究》綜合采用規範與經驗相結合、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結構與功能相結合和多學科交叉等研究方法，從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相關理論、歷史演進、重要地位、現實形態及發展現狀等方面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通過不斷豐富和完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的實現形式與發展路徑，來實現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目標。

李建，1985年生，河北衡水人，法學博士，政治學博士後，現為廈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教授。目前，圍繞中國政黨理論與協商民主問題發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理論源頭探析》、《當代中國協商民主與西方協商民主互動效應分析》等學術論文二十餘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博士後面上資助項目、福建省社科基地重大項目各1項。

第1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和意義
1．1．1 研究背景
1．1．2 研究意義
1．2 研究現狀與趨勢
1．2．1 國外研究綜述
1．2．2 國內研究綜述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創新之處
1．3．1 研究思路
1．3．2 研究方法
1．3．3 創新之處

第2章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論意蘊
2．1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基本理論
2．1．1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概念的提出
2．1．2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內涵的界定
2．1．3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本屬性
2．1．4 中西方協商民主互動效應分析
2．2 國家治理現代化基本理論
2．2．1 國家治理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2．2．2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容概述
2．2．3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特征
2．3 協商民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理論的內在契合
2．3．1 價值理念的契合
2．3．主體的契合
2．3．3 共生要素的契合
2．3．4 開放模式的契合
2．4 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理論基礎
2．4．1 人民民主理論
2．4．2 統一戰線理論
2．4．3 多黨合作理論
2．4．4 群眾路線理論

第3章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歷史邏輯
3．1 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3．1．1 抗日民主政權建設時期的實踐探索
3．1．2 政協代行人大職權期間的基本確立
3．1．3 改革開放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拓展
3．1．4 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化改革時期的全面提升
3．2 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歷史邏輯
3．2．領協商相統一
3．2．2 人民民主與有序參與相統一
3．2．3 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相統一
3．2．4 頂層設計與多層推進相統一
3．3 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演進動力
3．3．1 中國共產黨正確引領與創新
3．3．2 中西方協商民主思潮的促進
3．3．3 社會化的現實驅動
3．3．4 現代化民主治理需求的推動
3．4 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歷史經驗
3．4．1 堅持人民民主邏輯指向
3．4．2 注重激活公民參與效能
3．4．3 遵循依法協商治理原則
3．4．4 重視協商制度載體建設

第4章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現實形態
4．1 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地位
4．1．1 中國民主政治的獨特優勢
4．1．2 現代政治發展的必然選擇
4．1．3 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途徑
4．1．4 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體現
4．2 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踐領域
4．2．1 立法協商
4．2．2 行政協商
4．2．3 民主協商
4．2．4 參政協商
4．2．5 社會協商
4．3 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運行渠道
4．3．1 政黨團體
4．3．2 政府機關
4．3．3 政協組織
4．3．4 人大機關
4．3．5 人民團體
4．3．6 基層組織
4．3．7 社會組織
4．4 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應用價值
4．4．1 培育政治文化土壤 承接國家治理任務
4．4．2 拓寬群眾參與渠道 改善社會治理結構
4．4．3 鞏固存量制度優勢 完善協商治理體繫
4．4．4 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提高民主決策品質

第5章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發展現狀
5．1 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比較優勢
5．1．1 堅實的政治基礎
5．1．2 完善的政治制度
5．1．3 完整的程序機制
5．1．4 互動的民主模式
5．2 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存在的問題
5．2．1 制度體繫保障乏力
5．2．2 協同發展基礎薄弱
5．2．3 基層民主活力不足
5．2．4 協商成果轉化率低
5．3 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發展的制約性因素
5．3．1 傳統政治文化的負面影響
5．3．2 協商程序性制度建設滯後
5．3．3 公民社會整體發育程度低
5．3．4 協商監督問責機制不完善

第6章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完善路徑
6．1 激活協商民主制度的內生動力
6．1．1 加強群眾路線在協商民主中的基礎作用
6．1．2 搞好協商民主建設頂層制度設計與基層民主制度改革
6．1．3 推進協商民主制度化、規範化、程序化建設
6．2 鞏固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協同治理優勢
6．2．1 完善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協同治理制度
6．2．2 創新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協同治理機制
6．2．3 培育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協同治理精神
6．3 發揮人民政協在國家協商治理中的牽引作用
6．3．1 豐富人民政協協商治理形式
6．3．2 優化人民政協界別構成結構
6．3．3 強化人民政協委員主體作用
6．3．4 健全政協委員協商對話機制
6．4 完善協商民主在國家公共決策中的運行機制
6．4．1 完善公共決協商治理機制
6．4．2 完善公共決策中協商成果轉化機制
6．4．3 完善公共決策後協商治理監督機制
6．5 推進基層社會協商民主治理建設
6．5．1 培育基層群眾協商參與精神
6．5．2 加強基層協商組織載體建設
6．5．3 強化基層協商治理技術支撐
6．5．4 完善基層網絡協商治理機制
結語
參考文獻
附錄1：《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
附錄2：《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意見》
後記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研究》：
（二）從國家管理到國家治理
“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統治”是21世紀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政權所有者和管理者為增進社會公共利益與維護公共秩序而發展的一種新型民主模式。從時間上來看，國家治理產生於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的公共權力重新分配，是指“各種公共或私人組織、個人或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並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過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世界多數國家開始了包括生活方式、法律制度、文化思維等多重制度轉型，加快了轉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領域的結構調整與重構，從而推動了國家從傳統“全能主義”管理模式向包括國家政權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關者等在主體合作共管的國家治理模式的發展，其特點是將社會納入國家權力主體範圍，使更多的權力主體參與到國家治理中來，更加凸顯了國家政主體合作共贏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國家治理是以極大的包容性將除政府以外企業組織、社會組織、人民團體等其他社會主體納入公共權力的行使範疇。然後，通過平行與垂直相互交融的運行結構，將民主、參與、協商、合作、責任等美好價值融人其中，從而保障國家權力的平穩運行。就中國而言，國家治理是指“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家政權、人民團體、社會組織和公民共同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管理，以實現人民幸福安康、社會和諧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30多年的社會經濟體制變革與全球政治經濟發展交相輝映。然而，面對化的社會利益結構，新中國成立以來“全能主義”國家管理模式已遠遠不能適應現代國家治理的需求，迫切需要中國在改革過程中尋求與社會主義現代化相匹配的多樣化社會整合體繫，進而推動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三）從國家治理到國家治理現代化
新時期以來，面對全球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帶來的有力衝擊和日趨復雜的社會結構，“通過激發自願的首創性和廣泛的資源開發，釋放權威主義的協調所不能發掘的能量”的運動式治理模式已遠遠不能滿足日益復雜的現實環境帶來的嚴峻挑戰。如何在經濟體制深刻變革、利益重組和人民矛盾日益凸顯的歷史新起點上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境界，是黨和政府重構國家治理戰略過程中所面臨的重要理論命題。為此，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構建繫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繫，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治理現代化主張。接著，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繫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鄭重提出，既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主現代化實踐的經驗總結，又是對當前全面深化改革期國家治理所面臨各種挑戰的主動回應。更為重要的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命題的提出，將國家治理的有效性、合法性、開放性、包容性等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需求融為一體，為引領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明確的發展方向和強大的政治動力，這“對於中國的政治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來說，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