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對武漢國民政府政策和策略影響研究》從共產國際與武漢國民政府的關繫人手，分析共產國際、聯共（布）、中國共產黨和武漢國民政府的關繫；然後逐一分析共產國際對武漢國民政府若干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工農運動等政策策略的影響，從而形成一個分析共產國際影響武漢國民政府內外政策的完整體繫。

黃家猛，副教授，1973年生於湖北隨州。2008年華中師範大學中共黨史專業畢業，獲博士學位。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共黨史、中國近現代史。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一項（2012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及其他項目共七項。在《中共黨史研究》《光明日報》（理論版）等報刊上發表學術論文二十餘篇。

第一章 共產國際與武漢國民政府的關繫
一 共產國際、聯共（布）指導中國革命政策策略的理論基礎
（一）政策、戰略和策略的概念及相互關繫
（二）共產國際、聯共（布）指導中國革命政策和策略的理論基礎
二 共產國際、聯共（布）、中共與武漢國民政府的組織關繫
（一）共產國際、聯共（布）、中共三者間的組織關繫
（二）共產國際、聯共（布）、中共與武漢國民政府的組織關繫
三 共產國際、聯共（布）影響武漢國民政府的途徑及特點
（一）共產國際、聯共（布）影響武漢國民政府的三種途徑
（二）共產國際、聯共（布）影響武漢國民政府的若干特點

第二章 共產國際對武漢國民政府政治政策和策略的影響
一 共產國際與武漢國民政府的“迎汪復職”運動
（一）共產國際與“迎汪復職”口號的提出
（二）武漢國民政府“迎汪復職”運動的經過
（三）共產國際對“迎汪復職”運動的影響評價
二 共產國際與武漢國民政府的“遷都之爭”
（一）共產國際與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決策的出臺
（二）共產國際及代表對“遷都之爭”的處理
（三）共產國際對“遷都之爭”處理的評價
三 共產國際與“四·一二”前後武漢國民政府的反蔣鬥爭
（一）共產國際與“四·一二”事變之前的反蔣鬥爭
（二）共產國際與“四·一二”事變之後的反蔣鬥爭

第三章 共產國際對武漢國民政府經濟政策和策略的影響
一 武漢國民政府面臨的經濟困難及產生原因
（一）武漢國民政府面臨的嚴重經濟困難
（二）武漢國民政府嚴重經濟困難產生的原因
二 共產國際指導下武漢國民政府經濟政策的實施及評價
（一）共產國際指導下武漢國民政府應對經濟困難政策的出臺及實施
（二）共產國際指導下武漢國民政府經濟政策實施的效果及評價
（三）共產國際指導下武漢國民政府經濟政策失敗的原因

第四章 共產國際對武漢國民政府軍事政策和策略的影響
一 共產國際與國民政府的北伐
（一）共產國際、中共對北伐態度的演變
（二）北伐高潮時共產國際對北伐的政策及影響
二 共產國際與武漢國民政府第二次北伐
（一）共產國際、中共與武漢國民政府第二次北伐決策的出臺
（二）共產國際對武漢國民政府處理內部反動事件的影響

第五章 共產國際對武漢國民政府外交政策和策略的影響
一 共產國際與武漢國民政府前期外交政策
（一）北伐時期列強對國民政府的外交策略
（二）共產國際與武漢國民政府反帝外交政策的確立
二 共產國際與武漢國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執行
（一）共產國際與漢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二）共產國際與武漢國民政府對“南京事件”和“四·三”慘案的處理
三 共產國際和武漢國民政府的“戰略退卻”策略
（一）鮑羅廷提出“戰略退卻”策略的背景及主要內容
（二）鮑羅廷“戰略退卻”策略的實行及影響
（三）武漢國民政府的“戰略退卻”策略評價
……

第六章 共產國際對武漢國民政府工農運動政策和策略的影響
結束語
參考文獻
後記

《共產國際對武漢國民政府政策和策略影響研究》：
（三）共產國際“五月指示”與農民運動的失敗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之後，開始在其控制區宣布“清黨”。與此同時，在廣東、四川、湖北等地反革命分子開始陰謀以武力推翻武漢政權。中外反動勢力互相勾結，企圖從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摧毀武漢政權，中國革命形勢出現逆轉。共產國際發現這一情況之後，向中國發來了挽救中國革命的“五月指示”，其中重要的內容就是要求中共發動農民起義，但是由於這一指示根本不具備執行的可能性，中國農民運動遭到了失敗。
1.中國革命形勢的逆轉與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的出臺
“四·一二”政變後，蔣介石宣布開始“清黨”，於是大規模清洗共產黨的活動同時在南京、蘇州、杭州、福州，特別在廣州激烈進行。從4月12日起僅僅在一個月內上海就有二百多名共產黨員被捕，其中一百多名被殺。當時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一些同志曾提出過發動向蔣介石進攻的問題，但遭到了共產國際代表的拒絕。陳獨秀說：“當時由述之親到漢口向國際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數負責同志陳述意見和決定進攻蔣介石的計劃。那時他們對上海事變都不甚滿意，連電催我到武漢，他們以為國民政府在武漢，一切國家大事都該集中在武漢謀解決。”在共產國際指導下，中共中央很快放棄了上海、南京等蔣介石統治地區的鬥爭。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由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等指導下召開的中共五大上，通過了《土地問題議決案》，認為：“中國民眾欲達到打倒軍閥及帝國主義的目的”，“基本的條件就是肅清農村中封建勢力的殘餘及宗法社會式的政權”，“急劇的變更土地所有制度，是國民革命中唯一的原則”；“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以為必須要在平均享用地權的原則之下，徹底將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問題解決，欲實現此步驟必須土地國有”。大會制定了國民革命中的農民政綱，對如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作了尤為詳細的分析：“沒收一切所謂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學校、寺廟、外國教堂及農業公司的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無代價的沒收地主租與農民的土地，經過土地委員會，將此等土地交諸耕種的農民。”“耕種已沒收的土地之農民，除繳納累進的地稅於政府外，不納任何雜稅”。這一政綱的出臺，說明相當一部分共產黨人已充分認識到徹底解決農民土地問題的必要性，認識到現階段黨的主要任務是土地問題的解決，這與前期主張的減租減息有著本質的區別，標志著共產黨人對土地問題認識的深化。
然而，此時革命前途發展至為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去實行土地革命，即是在保持同武漢政府合作的框架下去實行還是先推翻國民黨政府然後放手單干。對此鮑羅廷和羅易各執一端，相持不下。鮑羅廷主張密切同武漢政府的聯繫，而在土地革命上讓步，羅易主張土地革命，而不同意遷就武漢政府。這時，陳獨秀明確表示支持鮑羅廷的觀點，傾向采取暫時退卻，向國民黨讓步的政策。他認為在相當時期內，我們必須保持中間路線，無產階級必須對小資產階級讓步，即使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也要待北伐進一步推進，使農民運動進一步擴展之後再進行，即需要按照革命展開的程度來逐步加深革命。但問題的關鍵是，自1926年12月以來中共一直在做這種努力，但是收效甚微。在共產黨一無軍隊，二無政權，三無經驗，四缺干部的情況下，“共產黨能否控制工人群眾和自己的省級組織？”“共產黨能控制武漢無產階級和湖南農民嗎？”這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主要問題。然而，共產國際根本無視中共的種種困難，甚至對中共中央上報的隻沒收大地主土地的方案都不十分贊成，電令鮑羅廷、羅易、陳獨秀把革命進一步向左推進。要求必須“在共產黨的積極參與下由農民實際沒收土地”，“舍此便不可能開展土地革命”。同時要求他們“現在就應開始組建8個或10個由革命的農民和工人組成的，擁有絕對可靠的指揮人員的師團”，“不得拖延”。
……

武漢國民政府是在國共兩黨領導的北伐戰爭勝利發展中，在中國人民第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裡建立起來的，它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從1926年12月在武漢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開始，至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叛變，作為國共合作的武漢政府隻存在7個月的時間。在這短短的7個月時間裡，在共產國際的指揮下，經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努力，武漢國民政府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勢力雄踞11個省。但由於敵我力量懸殊等多種原因，使得武漢國民政府逐漸蛻變，最終走上了反共反革命的道路。武漢國民政府的崩潰，標志著中國大革命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對黨史界來說，研究和探討共產國際與武漢國民政府的關繫，總結這一歷史進程的經驗和教訓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這不僅僅因為當時中共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更重要的是整個大革命期間，幾乎所有關於中國革命和國共兩黨的各項政策、方針、策略等全部來自共產國際，特別是在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共產國際影響了武漢國民政府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這些指導對中國大革命失敗的結局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本書力求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依據已公布的檔案資料，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把共產國際對武漢國民政府內外政策和策略的影響放到大的歷史背景中考察，以便更為全面地、實事求是地釐清共產國際、聯共（布）和國共兩黨之間的關繫。力圖對北伐到武漢國民政府解體期間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推行的政策和策略及後果提出一些新看法、新見解。力求做到不重復研究，有所突破。研究中除了用事實（第一手材料）說話外，力求客觀地利用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的比較方法，探討共產國際指導武漢國民政府所犯錯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