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學派與現代經濟學》從奧地利學派出發，介紹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現代新制度經濟學及演化經濟學之間的理論關聯。
《奧地利學派與現代經濟學》指出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預見了現代經濟學的一些重要思想，這些主要思想主要包括演化理論、產權理論、價格理論和企業理論等等。
《奧地利學派與現代經濟學》通過對哈耶克和凱恩斯經濟思想的比較，以及哈耶克和盧卡斯經濟思想的比較，展現了奧地利學派與主流學派在一些重要理論問題上的不同認識。
《奧地利學派與現代經濟學》重新挖掘了奧地利學派的一些重要思想，幫助人們重新認識這一學派的價值。

尼古萊J福斯教授為當代戰略管理研究領域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企業理論、新制度經濟學和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等領域都有重要貢獻，目前是哥本哈根商學院“戰略管理與優選化”研究中心主任，他是數十份重要經濟學刊物，包括《奧地利學派經濟評論》和《戰略管理雜志》的評委，他的成果包括一百多篇論文和十餘部英文著作，其中《戰略、經濟組織與知識經濟》（東北財大出版社，2007）《企業多能》（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等多部著作已被翻譯成中文，在大陸出版。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經濟活動的跨期協調：哈耶克和凱恩斯的早期辯論
第三章 哈耶克與盧卡斯論均衡與知識
第四章 經濟學與社會主義：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再審視
第五章 產權經濟學的先驅：路德維希·馮·米塞斯
第六章 市場過程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
第七章 不同的價格理論：正統的、奧地利學派的與演化的
第八章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新制度主義：企業理論的例子
第九章 現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科學進步
第十章 本書總結
參考文獻

《奧地利學派與現代經濟學》：
在一個變化的經濟中，是什麼保證了計劃有可接受的一致性？哈耶克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強調“價格的通信繫統”。這意味著他從信息的角度給制度定義：價格體繫制度有效地利用信息和有限理性，並使得對未預料到的變化的有效調整成為可能。與哈耶克提出這些洞見的時間非常接近，羅納德·科斯（Coase，1937）提出了一個表面上與哈耶克的洞見完全相反的洞見。根據科斯的觀點，企業存在的合理性應該從哈耶克的通信繫統的失敗去解釋。科斯更進一步指出，就處理不可預期的變化而言，企業在某些方面優於價格體繫。
然而，這兩種觀點根本就不是對立的；正是在哈耶克所說的那個“變化的經濟”背景下，科斯的“使用價格體繫的成本”纔是成立的。正如科斯（1937：393）所說，“在不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企業幾無可能出現”，而且從上下文中可以知道，他所說的是奈特意義上的不確定性。然而，哈耶克和科斯都沒有根據哪種制度能更好地適應不可預期的變化，給出一條能夠滿意地區分企業和市場的原則。提供這一原則——以資產專用性概念為中心——是奧利弗·威廉姆森現在解釋他自己的研究工作的途徑（參照Williamson，1991b）。
不論是哈耶克還是科斯，都可以看做是確定對當前的情境至關重要的經濟變化，也就是對經濟組織有影響的變化。哈耶克很清楚，他所關注的制度的主要效率屬性源於處理不可預期的變化的能力，而科斯對於他所關注的制度所持的觀點本質上與哈耶克的相同。因為企業效率的一個方面是適應某些不可預期的變化的靈活性。正如科斯所說，令人感興趣的合約並不僅僅持續時間長，而且是開放式的，因為一般來說，確認未來所有可能性的成本太高或者說基本上沒可能。
這個主題被奧利弗·威廉姆森以及大衛·克雷普斯（David Kreps，1992）、桑福德·格羅斯曼和奧利弗·哈特（Sanford Grossman and Oliver Hart，1986）等不完全合約理論家全面論述過，如這些作者所闡明的，一些關於不可預期的變化的觀點，如不完全合約理論所體現的，對於企業這種制度的經濟意義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正式地表述這個觀點時，個體被描述成非常聰明的人，他們能夠事前設計能有效地處理未來不可預期的變化的合約，因而，後來對合約的修正都沒有必要。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克雷普斯（Kreps，1992）將他關於這個問題的正式模型命名為“出現不可預期的偶發事件時的靜態選擇”。道（Dow，1987）認為，聲稱個體可以在事先進行理性設計，以有效地應對未來未預料到的變化，這在邏輯上有問題，因為人們僅能有效地適應能預見到的事情。
很明顯，這裡的關鍵問題是準確地解釋“不可預期的”這個術語。這個術語的解釋範圍可以從“溫和”，即對一個事件的粗略感知，到“激進”，即完全新奇的事件（也許，這是沙克爾意義上的“不可預期”）。這個範圍內所有的解釋都與經濟組織有關；然而，隻有溫和的解釋適合不完全合約理論家“事前的有效設計”的視角（參照Kreps，1992）。這並不意味著那個範圍中，靠近較為激進一端的解釋就是不可能的；而隻是說，不能給出一個有效的事前設計的解釋。但它可以給出事後的解釋，那些偶然地對新奇的事件作出正確回應的企業，將以不那麼走運的企業為代價而獲利。這裡“正確的回應”意味著采用一種治理結構，它能適應不可預期的變化，實現可能的效率，即交易費用最小化。根據這種解讀，交易費用經濟學為大量的演化學說提供了存活的標準（很多和阿爾欽1950年那篇文章勾勒的方法相同）。
……

二十多年前，我出於年輕人的興趣撰寫本書中出版的這些論文，那時我正在哥本哈根商學院撰寫博士論文。當我還是哥本哈根大學一名學習經濟學的學生時，我通過偉大的瑞典裔美國經濟學家阿克塞爾·萊瓊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的著作（在論述凱恩斯和哈耶克的那一章中，他的影響非常明顯），發現了奧地利學派傳統。他的著作把我導向了弗裡德裡希·哈耶克，進而導向了米塞斯、柯茲納和其他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以及一些有意思的同道，如布林·羅斯比（Brian Loasby）、理查德·蘭柯路易斯（Richard Langlois）、烏爾裡希·維特（Ulrich Witt）〔更多的細節參見福斯（Foss，2009）自傳式的第一章〕。大概在1990年左右，我感到對奧地利學派有些或多或少有點新意的東西要說，於是開始撰寫這些論文。
在我寫這些論文的時候，奧地利學派依然很令人興奮，並有一種復興的感覺。然而，我並沒有全然接受奧地利學派的學說，而且對奧地利學派思想的一些要素進行了批評（這點在本書最後面的文章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尤其是，我認為奧地利學派對主流經濟學的嚴厲批判是被誤導的。的確，戰後時期見證了研究資源過度地投資在諸如一般均衡理論和總量理論等領域中，但是在經歷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之後，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很多方面正朝著奧地利學派所贊賞的方向發展。
特別地，在商業周期理論中，許多奧地利學派的主題得到了復興；政治經濟學上的進展表明，關於無所不知的、仁慈的獨裁者的天真假設已經被更加現實的真實世界的政治家假設所替代了；博弈論意味著對選擇情境和決策者之間的互動有更精細的關注，等等。在我看來，奧地利學派關注這些努力並參與到它們的進一步發展中去纔是可取的。這正是我寫這本書的主要動機。
這一結果是否已經發生是有爭議的。我個人認為，現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可能依然強調注解和批判，而忽視了理論的建構，其中一些人仍然堅持過時的立場。這是不幸的，因為奧地利學派當中依然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值得學習。我和彼得·G.克萊因最近的著作（Fossand Klein，2012）體現了這一點。
非常感謝我的朋友和同事朱海就，以及這本書的其他譯者，他們用了不少時間不辭辛勞地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