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主政治作為貫穿帝制中國兩干年歷史始終的政治現像，對於理解整個帝制時代的政治文化、政治格局和政治運行都具有顯見的重要價值。然而，基於歷史編篡學的偏見所記載的女主傳記，常滲透著主流意識形態的深刻規訓，而嚴肅研究著作的相對闕如和普通大眾讀物的普遍泛濫，也在不斷營造刻板印像的同時，從文化心理的角度生產著排斥女性參與政治的一般性知識。《帝制中國的女主與政治：關於女性統治的合法性探析》將論述的核心聚焦於女主政治的統治合法性問題，運用政治學的研究方法，結合社會性別理論，對帝制中國的政治體繫、政治運行以及政治文化傳統進行了重新解讀，挑戰了女主政治的既有刻板觀念，也推進了對於帝制中國政治史的再理解和再認識。同時，《帝制中國的女主與政治：關於女性統治的合法性探析》摒棄了傳統的男性視角，從女性自身的生命體驗和價值訴求入手展開分析，由此揭示出社會文化規範和社會性別結構的運行規則，並使得以往在政治領域內被普遍蒙蔽的女性聲音，得以公開地言說和聆聽，從而拓展了女性史的研究。

米莉，1980年生，陝西榆林人，現任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獲得者，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訪問學者（2007，2014）。主要從事政治學、社會學、社會性別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導論
第一節 選題意義
第二節 近現代以來學界的基本研究狀況
第三節 問題意識
第四節 研究視角
第五節 創新之處

第一章 性別角色的設定及影響女性參與外在事務的文化基礎
第一節 “陰陽”之別與“內外”分野兩性地位與職責的理想化設定
第二節 “活潑的彈性”：實踐中的女性地位及其參與外在事務的文化基礎
第三節 “他者”的歸宿：女性的自我認同
第四節 “女教”的興盛：性別角色的自我強化
第五節 小結

第二章 帝制中國的政治安排及其對於女主統治合法性的影響
第一節 “女禍論”：意識形態的制約與排擠機制的建立
第二節 政治安排的基本特征：女主統治合法性產生的客觀條件
第三節 小結

第三章 值得警惕的政治助手——皇後
第一節 權力的獲得與基礎：“助手”資格的確認與“內”的跨越
第二節 合法性的特征及其挑戰權力的分化與意識形態的制約
第三節 小結

第四章 皇權的守護者——皇太後
第一節 權力的獲得及其方式：“皇權守護者”的身份認定
第二節 合法性的性質：首”還是“行政首長”
第三節 合法性的特征及其制約：“過渡性”的強調與“皇權守護者”韻義務辨析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徹底的“僭越”——女皇帝
第一節 合法性的基礎：個人權威的確立與保障
第二節 合法性的強化：意識形態的借用與重塑
第三節 合法性的終結：性別角色的轉換與回歸
第四節 小結

第六章 結語
參考書目
後記

《帝制中國的女主與政治：關於女性統治的合法性探析》：
在一個“女禍論”盛行、強調皇後的主要職責應當在於輔助當朝皇帝管理好後官內部的事務，即“聽天下之內治，以明彰婦德”，以達到“內和而家理”（《禮記·昏義》）的主流文化傳統之內，皇後之所以能夠跨越官闈的界限對帝國的政治事務公開發表意見，甚至還獲得皇帝的許可而在某種程度上代替他直接處理朝政，從根本上說都源於皇帝本人對她所具有的政治纔華的欣賞，對她能夠運用這種纔華幫助自己實現統治的重要“政治助手”的資格確認，以及對她絕對維護皇帝本人利益之政治忠誠度的充分信賴這幾種因素共同交織的基礎之上。她所獲得的政治權力和統治的機會，從本質上來說都來自於皇帝本人的授權和認可，她與皇帝之間的關繫，也更像是共同致力於促進家族繁榮的兩情相悅的“伙伴式婚姻”，而絕非許多反對女主參與政治的人所想像的那樣，是一個強硬蠻橫的妻子凌駕於懦弱無能的丈夫之上所產生的結果。
皇後與官僚集團從本質上而言都是皇帝的代理，所不同的是他們的公、私性質不同，所賴以產生的文化基礎也有差異。對於皇帝而言，官僚集團無疑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沒有他們的存在和支持的話，他對於國家的治理將會變得困難重重和無法實現。皇後則不然，她能否成為皇帝實現其統治的重要的私人助手，並對帝國的政治生活公開發表意見，主要取決於她自身的政治纔能和對皇帝本人的忠誠程度。隻有當她持續地證明自己是一個聰明、有頭腦的人，同時也是致力於維護皇帝政治利益的合格伴侶時，皇帝纔會傾向於將她變成能夠分享自己權力的私人式的政治助手，從而允許其參與到帝國的政治事務中去。而在許多的例子中我們甚至可以推測，這些君主在很多情況下還表現出了對於皇後這一政治助手和私人伴侶的欣賞和愛慕，以至於他們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樂意慫恿她們獲得徹底代替自己處理繁雜政務的至高權力與合法性權威，如唐高宗意圖賦予武皇後以“攝國政”的政治權力，以及宋真宗幾次試圖將劉皇後的地位合法化的努力，就是他們具有這一態度的明證。
然而，除了皇帝本人對於她的庇護和支持之外，皇後缺乏任何能夠維護其政治權力和統治合法性的文化基礎和制度性保障。因此，她參與政治的合法性從本質上而言隻是“個人式”的和“不穩定”的。在作為皇帝重要的政治助手而代替他處理帝國政治事務時，她必須要向皇帝本人持續不斷地證明自己的公允、正直，在國家事務的處理上具有卓然的見解，同時還要表現出與這種能力相匹配的個人政治野心決不存在，她纔有可能持續享有皇帝的支持和信賴，從而獲得繼續參與帝國政治事務的機會與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皇帝本人構成了對於皇後權力和統治合法性造成挑戰的最為重要的力量。
而且，當皇後所擁有的政治權力與具有獨立化、自主化傾向的官僚集團手中的權力出現了爭奪、對抗的趨勢時，後者出於對權力的本能保護和追逐，就會在堅決抵制將皇後的權力公開化和合法化的同時，進一步向皇帝提出嚴重的抗議和警告，促使皇帝意識到由女主擁有權力將會為整個政治體繫的順利運行所帶來的風險，官僚集團也由此成為在制度領域內挑戰皇後統治之合法性的最為重要的力量。皇帝的最終處理意見，則取決於他對皇後本人作為自己的“政治助手”和“私人代理”的了解和信賴，對於其是否具有可能凌駕於自己之上的政治野心的基本估計，以及對於她在這種“政治野心”下所蘊藏的個人能力的倚重程度。他是否願意除去自己羽翼的一側，而使另一側的權力徹底失去制約呢？在唐高宗最終放棄了廢除武皇後這一提議的例子中，他顯然傾向於在兩者之間保持某種平衡，而非徹底倒向其中一方，以便能夠更好地保障自己的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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