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情文關繫是文學研究基本和核心的問題，存在於文學活動的所有環節。詩言志，思無邪，興觀群怨，溫柔敦厚，“發乎情，止乎禮義”，發憤著書，緣情綺靡，性靈說等重要理論，無不是從各種角度對情文關繫進行的闡發。乾嘉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結穴時期，對情文理論予以了繫統總結和發展。楊子彥著的《乾嘉情文理論研究》從性與理、情與幻、性情與格調、情感與虛構等多種角度，對乾嘉情文理論進行了深入研究。

楊子彥，女，1974年1月出生於山東省定陶縣。2002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繫，獲博士學位，同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理論研究室，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曾出版專著《紀昀文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

導論
一 情文關繫涉及的主要問題
二 中國情文關繫的演變
三 乾嘉情文理論概說

第一章 性與理：論乾嘉義理對情文關繫的影響
第一節 戴震對情文的論述
一 戴震論義理與情欲
二 戴震論義理、考據、辭章三者關繫
三 戴震的治學態度和方法
第二節 對“節性”的闡釋為中心
一 清代之前關於“節性”的闡釋
代表的清人對“節性”的闡釋
三 當代的批評和闡釋

第二章 性情與格調、禮義：乾嘉時期正統文論的發展
第一節 瀋德潛對格調與神韻的調和
一 詩教與性情
二 格調與神韻
第二節 紀昀對“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發展
一 紀昀的文道觀
二 紀昀對“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發展
三 “教外別傳”說
第三節 乾隆與《四庫全書總目》關於情文的論述
一 乾隆的文學思想
二 《四庫全書總目》的情文論

第三章 乾嘉時期的性靈與學理
第一節 袁枚的“性靈說”及其發展
一 “一生心性愛疏狂”：袁枚自我的形成和發展
二 質疑經典和推翻道統
三 性靈說
四 洪亮吉、張問陶對性靈說的發展
第二節 翁方綱的肌理說
一 翁方綱對杜詩的接受與闡發
二 肌理說的提出及意義
三 理味、事境
第三節 王鳴盛、趙翼等史學家的情文論
一 王鳴盛的情文論
二 趙翼的情文論
三 錢大昕的情文論
四 章學誠的情文論
五 崔述的情文論

第四章 情感與虛構：乾嘉小說理論的發展
第一節 孤憤與意淫：論“發憤”說在清代的發展
一 從“發憤”到“孤憤”
二 論“意淫”
三 乾嘉學者對於“不平則鳴”、“窮而後工”的批判
第二節 小說創作中的“為情造文”與“為文造情”
一 “為文造情”的復雜性
二 “為文造情”存在的合理性
三 “為文造情”的理論總結
第三節 實像與假像：以乾嘉小說中的齋為例
一 《聊齋志異》之齋
二 《閱微草堂筆記》和《新齊諧》中的齋
三 齋的實像和假像
第四節 情與幻：以秦可卿形像為例
一 作為實像的秦可卿
二 作為“幻情身”的秦可卿
三 秦可卿與鯖魚精

第五章 乾嘉情文的清老之美
第一節 乾嘉時期的清老理論的發展
一 紀昀對“老”的發展
二 章學誠、厲鶚對清的發展
三 作為文化的清老
第二節 作為小說風格的清老之美
一 青年、老者和豪士——三部小說的人物
二 天界、人世、陰間——三部小說世界的塑造
三 清、老、真——三部小說的風格
第三節 小說人物的清老之美：以《紅樓夢》為中心
一 黛玉的清之美
二 寶釵的老之美
三 清老之美的關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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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後記

《乾嘉情文理論研究》：
一 “一生心性愛疏狂”：袁枚自我的形成和發展“袁枚面臨的詩界景像遠較前朝先輩嚴酷。‘神韻’、‘格調’、‘肌理’以及形形色色羈縛纔思、窒息情性的詩觀念、詩批評、詩創作現像已捆緊詩文化近百年，而且愈捆愈緊。何況這些景觀背後有權力大纛，科舉試帖和文字案獄交織的迷彩和陰影正裹脅著千千萬萬的士人心。”處於這樣的環境之下，袁枚卻擁有強大的自我，敢於標新立異，“獨來獨往一枝籐，上下千年力不勝。若問隨園詩學某，三唐兩宋有誰應？”（《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三《遣興》二十四首之六）這是袁枚對於詩壇的自白，也是對自我的認知。他就這樣以一種傲世獨立的姿態，一空依傍，卓然矗立在乾嘉詩壇。
袁枚出生於錢塘一個家道中落的書香世家，“少也貧賤”，父親一直為生計奔波於外地為幕僚，袁枚作為祖孫三代唯一男丁，在家境貧寒而備受驕縱的環境下長大。因為相對寬松自由的成長環境，他的個性發展沒有受到多少外界的約束，處世相對自我，同時又因早知生計艱難，有精明干練的一面。這種環境和經歷對於袁枚極具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創作與思想，都有直接影響。聰穎而幸運的袁枚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乾隆三年中舉，乾隆四年考取進士，24歲即順利進入社會主流的行列，如果說，成長過程中貧困家境下的驕縱，使他較為自我的一面得以形成和發展，外界社會的認可則使他更加自信和自我。
如果用一個字概括袁枚的個性，那就是狂。“餘少時氣盛跳蕩，為吾鄉名宿所排”（《隨園詩話》卷十二）；“記得兒時語最狂，立名最小是文章”（《小倉山房詩集·記得》）；“爾時意氣凌八表，海水未許人窺量”（《小倉山房詩集·子纔子歌示莊念農》）。在談到自己個性時，袁枚也直言不諱，（楊笠湖）“與餘為總角交，性情絕不相似。餘狂，君狷；餘疏俊，君篤誠”（《小倉山房文集·卭州知州楊君笠湖傳》）；“萬裡雲霄雖早達，一生心性愛疏狂”（《小倉山房詩集補遺·風前》）。
以袁枚之氣盛驕狂，與社會發生衝突幾乎是必然之事。進入翰林院學習三年之後，袁枚因散館考試滿文成績列入下等，外放為知縣。這對袁枚是一個巨大打擊。“頃刻人天隔兩塵，難從宦海問前因”，“三年春夢玉堂空，珂馬蕭蕭落葉中”，“從古傾城好顏色，幾枝零落在天涯”，“纔子合從三楚謫，美人愁向六朝生”，從這一時期的詩句來看，袁枚將自己的遭遇歸因於不可知的命運。在現實強有力的打擊下，袁枚收斂了個性，將精力投入知縣生涯，敏而能斷，判獄如神，在幾年的時間中贏得政聲。但是這種經歷並沒有讓袁枚改變個性、適應現實，他隻是強行壓抑住內心的掙扎，試圖通過升遷再現昔日的輝煌。所以，在升遷受挫之後，袁枚就再難容忍平庸瑣碎的小官僚生涯，乾隆十四年（1749），34歲正值盛壯之年的袁枚辭官歸隱。
如果說此前的外放知縣和幾年後的辭官，體現的都是袁枚和社會之間的衝突，那麼在此之後，由於袁枚身份的改變，不再是官場中人，他和社會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平衡：繼續張揚個性、放縱自我的同時，利用自己的創作和名氣，結交權貴，“寧為權門之草木，勿為權門之鷹犬”，以置業、潤筆等多種收入經營自己的生活，這樣，袁枚處在社會之中，同時和權貴保持了一定的距離，而這一距離已經足夠他來過自己想要的生活，做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在這種狀態下，處於嚴密文網和思想控制之下的袁枚，得以保持個性獨立和思想自由，以清新活潑的創作、擺脫牢籠的主張異軍突起，成為乾嘉詩壇的領袖和富有創造精神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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