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8年春考入吉林大學哲學繫算起，我的哲學生涯已滿四十年了。我曾在博士論文的後記中提出“做哲學的學生”的口號，這既是對胡塞爾號召的回應，也是當時已意識到的哲學作為職業或志業的根本性質，無論是做學生還是老師，選擇了哲學就是選擇了終生學習的生活方式。我也曾講過自己不夠勤奮、刻苦，算不上哲學的好學生，但自覺還算是對吉林大學哲學學術傳統認真學習和傳承的本土化學生。在做哲學教師三十多年的歲月中，粗略算發表了一百多篇論文，出版了幾本哲學著作，這些著作和文章也產生了一些學術影響，其中大多都能看到吉林大學哲學的一些特色和觀點的傳承。2010年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論文集《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書名用的是我大學二年級為毛澤東哲學思想課寫的作業的標題，這篇作業經修改後也成了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這次出版的《自選集》有近半數文章已收錄在該書中。此次結集的文章想集中呈現我對哲學基礎理論的思考，故名為“在哲學的根基處自由思想”，這也更有吉林大學哲學的風格和特色。
吉林大學哲學學科始自20世紀50年代劉丹岩教授創建的哲學教研室，1958年建立哲學繫。傳說當時劉丹岩老師有四大弟子，他們是高清海、鄒化政、舒煒光和侯放。這四個人，中侯放老師1957年被定為右派，下放農村勞動二十年，回校後已難有大的學術作為。其他三人分別成為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外國哲學和科學技術哲學的奠基人。由於50年代特定的意識形態和蘇聯模式哲學教育的規範，當時的哲學研究基本上都是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但劉丹岩教導弟子們學哲學需要抓住根本、要獨立思考、追根究底，並對蘇聯模式教科書提出質疑和批評。這種符合哲學本性的哲學思維方式和研究方式為弟子們奠定了哲學思想家的基礎，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為他們帶來了人生的阨運。舒煒光老師少年成名，歷經磨難，英年早逝。鄒化政老師1957年定為右派，下放農場勞動，“文革”時定為反革命分子，在校圖書館掃地多年。高清海老師多次受到政治批判。幸運的是他們並未像侯放老師那樣長期離開校園，仍能堅持讀書思考。按照我的理解，高清海老師堅持史論結合，理論和現實結合的方法，力求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創造符合時代精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鄒化政老師則從西方哲學發展的邏輯出發，力求創造真正超越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思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舒煒光老師則希望概括現代科學的發展成果，力求創造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他們都在踐行著自己的青春理想，都取得了原創性的重大的理論成就。我們入大學時，舒老師已患喉癌，發聲困難，印像中隻聽過他幾次講座和會議發言。本科時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鄒化政老師，他給我們繫統講過兩門課程，後來我旁聽過一些他給研究生的講課。1988年我考取高清海老師的博士研究生，從此與老師一起學習、討論、研究，基本上是在追隨高老師的思路思考和寫作。
收入《自選集》中關於辯證法的幾篇論文受鄒化政老師影響最大。辯證法是區別於形式邏輯的內容邏輯或內涵邏輯，它的任務是要把握思想內容亦即事情本身的真理；辯證法因而是具體普遍的真理，不是僵死的抽像的共同點或共相；辯證法作為思辨推理的邏輯必然性隻能在思想內容的自我否定、自己運動和自身發展中找到歷史的根據，等等。這些關於辯證法的理解都是鄒老師在課堂上教給我們的。我的論文嘗試作一些更具體的分析，比如，在思辨推理中，分析與綜合是如何統一的；為什麼說一切科學都是應用邏輯；怎樣理解生命和精神是辯證法的本體基礎；社會主義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辯證法應有的理論內容和理論形態是什麼，等等。我自己認為，我對辯證法的思考有新意的觀點是，辯證法作為具體普遍的真理，它的具體性也應包含豐富的感性具體，因而辯證法必然是包含著直覺或直觀，是直覺與邏輯的統一；辯證法的真正主體或實體是精神和生命，辯證法是對生命的領會和精神的自覺。因而，辯證法既是認知概念框架的思維方式，也是價值態度框架的人生理想。遺憾的是對這些觀點的論證還很簡略，希望以後還有精力作得更扎實一些。
吉林大學的哲學傳統影響使我總是留戀哲學中那些最基本的形而上學問題。但從我們學習哲學不久，現代西方哲學各派學說先後介紹到國內，而整個20世紀西方哲學的主流即是拒斥和消解形而上學，這與我的哲學興趣和傾向發生衝突。從1991年發表的《哲學的合法性論綱》起，我有多篇論文討論後形而上學思想，力求在與現代西方哲學的對話和爭論中確立起我能認可和接受的哲學觀，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後形而上學思想既有充分的學理根據反對傳統形而上學，也有大眾文化和時代精神的根據拒斥同一性哲學和絕對理性的傲慢和專制。沒有外在於世界的神的目光能看穿並告訴我們世界的本質、規律和原理，人隻能內在於世界，在自己的實踐和經驗基礎上去獲得可能的相對真理。人總是會犯錯，20世紀哲學被稱為“分析的時代”，表現的是有限的、謙虛的理性精神，這些都是我所認可的。至於說同一性哲學是死亡哲學，形而上學必然帶來思想的專制和恐怖，我認為這有些誇大其詞。哲學思想隻是潛在的具有為某種政治力量利用的可能性，其本身不具有直接的現實性力量。我的思考更關注的是在否定了絕對主義的形而上學之後，是否仍需形而上學的追求？在後形而上學的時代哲學的理論形態應是如何？我認為後現代主義哲學包括羅蒂的《後形而上學希望》、哈貝馬斯的《後形而上學思想》都患上了形而上學的恐懼癥，他們總擔心染上形而上學的毒素，總是以知性思維的片面性單純否定形而上學，而不能真正揚棄形而上學。因此，在人類知識和價值的終極解釋上，陷入了懷疑主義的“不確定性之痛”。我在《後形而上學思想的確定性基礎主義的哲學觀》等文章中指出，後形而上學思想自身就具有知性的確定性，而知性確定性也是一種形而上學，任何否定性的懷疑主義的哲學必是自我解構的。哲學永遠是終極確定性的尋求，哲學也必定是基礎主義的理論形態，真正改變的是哲學不再是柏拉圖主義的唯一標準形態，的基礎主義哲學在對話和論辯中的相互競爭。這是真正的世界哲學的時代，在“信仰的對話”中，每一種哲學都在引入和進入他者的視界，從而不斷拓展理解的地平線，並使的基礎主義得到新的論證和充實。這大致是我的哲學觀。
在我們的哲學語境基礎主義的對話和競爭主要是中西馬哲學的相互關繫。我認為在今天沒有誰真能做到會通中西馬，因為這已經超出了一個學者可能的學習能力和研究能力，也許未來會借助人工智能創造出會通中西馬哲學的機器哲學家，但那是以後的事情了。我們現在能做的是在中西馬哲學的比較研究中，深化某些哲學問題的思考，拓展思想的可能空間，尋繹新的思想道路。在與西方哲學的比照中，我提出中國傳統哲學的根本是區別於希臘理性精神的德性精神，它始於對人的道德能力或實踐理性的自覺，形成了天人合一的道德世界觀，其中心任務是人格完善和道德完成的修養論和實踐論，也就是儒家的修齊治平之學。馬克思主義哲學所以成為中國的主流哲學，除了政治經濟等現實原因外，也在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在西方的哲學革命，實現了理性精神向實踐精神和德性精神的轉向，契合了中國知識分子救國救民的精神需要，並且引導中國知識分子從古典的道德精神向現代的科學理性精神的轉變。在我看來，希臘的理性精神、中國的德性精神，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精神都有著客觀的人性基礎。人的理性能力、道德能力和實踐能力，古今中外人人皆有。隻是哲學反思的不同方向突出了某種人性自覺，從而形成中西馬哲學的不同特質。在今天這樣的全球化時代，人們的衣食住行的物質生活日益趨同，決定一種哲學和文化特質的深層體驗結構也必將日益接近，中西馬哲學作為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也將超越民族文化的界限而為人們所共同分享。《自選集》最後一篇文章是由學生整理發表的，我最想說的是主體修養是西方現像學缺少的思想維度。原因在於，僅從知識論的視野去講本質直觀，雖然如胡塞爾指示的那樣也可做些思想訓練，但直觀能力難以提升。從中國傳統哲學的思路看，主體在艱難困苦中的磨練和修養及人生境界的提升纔是根本。由定而靜，由靜而慧，在對生命和生活情境的悟覺中無蔽的本質纔會朗然顯現。
我的哲學研究深刻著我們這代人的命運。我讀初中二年級時“文革”爆發，從此離開課堂，爾後當農民、做工人、還當過兩年干部，直到恢復高考纔重入課堂。青年時期在農村和縣城無人指點，遇到什麼書就隨意翻看，不求甚解。上大學後已是成年，積習難改，難以再做學院式的繫統、專門的深入研究。到今天還是隨意翻書，自由思想。書中的許多觀點缺少扎實的論證，甚至會有許多知識上的錯誤，希望讀者批評指正。
孫利天
2018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