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自己的愚魯，沒有自制力”。這種由憤怒失去了理智到發現後果後就感到十分後悔的思想感情變化太快，因為敘事者不想讓梁三老漢在私人感情的旋渦裡掙扎太久，就讓他迅速地接受教訓成為合作化事業的關心者和愛護者。而黑鳳（王汶石的《黑鳳》）的思想感情的變化由於有強有力的意識形態觀念的指導，就以世俗的倫理觀念為假想敵，對自己展開了駁詰和反問“我是不是和月艷也有一點點，哪怕百分之一的相同的地方呢？我是不是也受了剝削階級的思想影響呢？是不是？是不是？”這種為突出知識青年要扎根農村的政治倫理觀念而對自我靈魂的拷問，顯示出敘事者以革命愛情觀為標準對帶有小資傾向的城市青年的階級偏見。最後的兩個“是不是？是不是？”的急促反問顯示出的焦慮心理，無意中也將敘事者在各種倫理觀念的影響下產生的心理壓力淋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因此，人物對自己無限的上綱上線甚至“下了決心要徹底革自己的命”的階級意識和革命意識，自然隻有把人物在特定環境和條件下的復雜的思想感情采取簡單化的方式纔能做得到。如果說對以上人物的思想感情的變化采取的是正面贊賞的美化術，那麼在趙樹理的《賣煙葉》中對賈鴻年的父親和他舅舅則采取了反面教員的丑化術。因為他們是兩個投機商人，所以他們“三天不哄人，就覺著什麼任務沒有完成；一次不得手，也好像有了虧耗還須補償；”隻因是投機商人，所以在人物心理和思想感情上就有一套與眾不同的價值評判標準，這種將人物脫離具體的生活環境表現出來的感情方式，隻能說是無商不奸的傳統倫理觀念的翻版，也正因為有傳統的觀念基礎，所以塑造出來的人物纔與他們的本質相距不遠。
由此可見，對人物的藝術加工“不僅是個技巧問題，而且更是個鮮明的政治問題。對每一件生活素材的取舍、強調和回避，對每個人物的突出和合並，都包括著作家的政治觀點和階級觀點”。①但作者在黨性原則下造成的作家和干部身份的錯綜糾結確實對人物的塑造造成了倫理困惑：為了更好地達到倫理教化的效果就需要把藝術的技巧問題放到了第二位的從屬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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