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清代的貨幣是雙本位或復本位貨幣，一方面是用銀兩，一方面是用銅錢。銀兩在光緒年間之前正式使用之前，是一個非標準的貨幣，是一個稱量貨幣。銅錢呢，一個銅錢是一文錢。銅錢和銀兩之間有沒有固定的比值關繫？原來好多老先生說是沒有固定的比價關繫，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我認為一定有固定的比值關繫，沒有的話就沒法換算，這兩種貨幣就根本沒法進行。它們是怎麼換算的呢？是一兩白銀兌換一千文錢，這一千文又叫一串，或者叫一貫。
上面的材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說明當時鹽商的興衰，與銀兩和銅錢的比價有關。因為商人賣鹽，收回來的是銅錢，上交稅的時候要上交銀兩。清朝是大處用銀，小處用錢，這是嘉慶皇帝說的一句話，就是“我朝銀錢兼權，大處用銀，小處用錢”。如果當時這個銅錢非常不值錢，那麼他賣出去東西再折算成銀兩，他就虧損很多，如果這個銅錢非常值錢，折成銀兩，就有很大的利潤。長蘆鹽政阿揚阿說，“在前紋銀一兩僅易錢八九百文”，意味著不做任何生意，商人就有10%到20%的利潤。我們查檔案材料，可以發現，乾隆年間最高的時候一兩銀子隻能兌換六百多文，即所謂“錢貴銀賤”，這個兌換比例，意味著商人從銀錢比價的變動方面就能夠賺40%-30%，所以為什麼乾隆年間以及康熙年間中期那些鹽商這麼容易賺錢。這不是本身的商業利潤問題，是銀兩和銅錢之間的兌換關繫變化導致了商人財富的積累。道光年間一兩銀子隻能換一千二三百文，再往後，就是一千七八百文、兩千文，甚至到了三千文，這樣一種情況之下，由於銀兩和銅錢比價的波動，由於“錢賤銀貴”，導致了很多商人的破產。清代中後期鹽商的破產，除了其他原因外，應該跟這個有非常大的關繫，是銀兩跟銅錢的關繫。這也說明財政史是研究經濟史、社會史的重要基礎。
所謂歷史上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我認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不同的歷史背景之下制定的財政政策，雖然由於政策目標的不同而表現出諸多效果差異，但從總體上看，傳統社會的經濟政策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財政政策，統治者對經濟的重視，毋寧說是對財政的重視，在經濟活動中，財政問題被首先考慮是毋庸置疑的。即便如此，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必然是社會經濟的反映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經濟。
所謂歷史上的財政問題，往往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財政與經濟、社會交織在一起。我們可以舉出我們剛剛編撰完成的《晚清財政說明書》中的幾段史料加以說明。
《山西全省各府廳州縣地方經理各款說明書》記載的地方士紳作用。
興縣戲捐：“此款為地方經常之收入，繫光緒二十九年正月，經前縣陳令試辦戲捐，邀同紳耆，妥為籌商，戲價市錢十干者，扣收錢二干文，戲價五千者減半，稟奉批準照辦。向由紳董收支，不假官吏之手”。
寧鄉縣皮捐：“因學堂無款，邀同紳耆，擬抽皮捐，每羊皮一張，抽捐錢五十文，牛、驢、狐、狼等皮按價錢一千，抽捐錢五十文，選派誠實妥靠之人充為行頭，經收捐錢，於收數內提二成以作行頭津貼工資，八成歸學堂支用，稟奉批準。由學堂司事經理，不假官手”。
屯留縣鋪捐：“光緒二十八年成立巡警，籌辦經費，商同紳耆，按城鎮各鋪生意之大小，酌定抽收數目，由該商等自行均攤交縣”。
沁源縣戲捐：“光緒三十年，前署縣汪令因奉文興辦學堂，經費奇絀，遂與學界紳士議定，每演戲三日，抽捐錢二千，充作高等小學堂經費。三十四年，實收錢二百五十干文，合銀一百五十六兩，繫由學堂收支，概不假手官吏”。
壺關縣戲捐：“光緒二十九年，前縣劉令因巡警經費不敷，諭飭四鄉紳士，按其村之大小，演戲之多寡，酌量，每村有攤錢一千文至三、四千文者，年實收錢四百五十干文，充作巡餉。三十四年，因高等小學堂經費支絀，復經前縣劉令會商紳董，加倍收捐錢四百五十干文，以充學堂經費，均由紳經理”。
沁水縣戲捐：“光緒二十九年，經前縣張令因籌學堂經費，以各裡每年共演戲一百三十餘臺，無論上、中、下，每臺捐錢二干文，通年抽收錢二百六十餘干。嗣年，前縣李令因學堂經費不敷，會紳籌議，將各裡演戲派定一百九十臺，每臺抽錢二千文，分作三節繳錢，通年應得戲捐錢三百八十干文，充作高初二等學堂經費，向由學堂經收，不假官手”。
這些史料乍一看，可能沒多大意思，但是仔細一琢磨，應該是意思很大。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傳統社會，收稅都是官府來收的，定什麼稅種，也是由官府來定的，這個稅種的征收比例有多高，也是由官府來定的。在中國傳統社會，一直到現在，稅收都跟國家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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