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
清代的貨幣是雙本位或復本位貨幣,一方面是用銀兩,一方面是用銅錢。銀兩在光緒年間之前正式使用之前,是一個非標準的貨幣,是一個稱量貨幣。銅錢呢,一個銅錢是一文錢。銅錢和銀兩之間有沒有固定的比值關繫?原來好多老先生說是沒有固定的比價關繫,我不同意這個觀點,我認為一定有固定的比值關繫,沒有的話就沒法換算,這兩種貨幣就根本沒法進行。它們是怎麼換算的呢?是一兩白銀兌換一千文錢,這一千文又叫一串,或者叫一貫。
上面的材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說明當時鹽商的興衰,與銀兩和銅錢的比價有關。因為商人賣鹽,收回來的是銅錢,上交稅的時候要上交銀兩。清朝是大處用銀,小處用錢,這是嘉慶皇帝說的一句話,就是“我朝銀錢兼權,大處用銀,小處用錢”。如果當時這個銅錢非常不值錢,那麼他賣出去東西再折算成銀兩,他就虧損很多,如果這個銅錢非常值錢,折成銀兩,就有很大的利潤。長蘆鹽政阿揚阿說,“在前紋銀一兩僅易錢八九百文”,意味著不做任何生意,商人就有10%到20%的利潤。我們查檔案材料,可以發現,乾隆年間最高的時候一兩銀子隻能兌換六百多文,即所謂“錢貴銀賤”,這個兌換比例,意味著商人從銀錢比價的變動方面就能夠賺40%-30%,所以為什麼乾隆年間以及康熙年間中期那些鹽商這麼容易賺錢。這不是本身的商業利潤問題,是銀兩和銅錢之間的兌換關繫變化導致了商人財富的積累。道光年間一兩銀子隻能換一千二三百文,再往後,就是一千七八百文、兩千文,甚至到了三千文,這樣一種情況之下,由於銀兩和銅錢比價的波動,由於“錢賤銀貴”,導致了很多商人的破產。清代中後期鹽商的破產,除了其他原因外,應該跟這個有非常大的關繫,是銀兩跟銅錢的關繫。這也說明財政史是研究經濟史、社會史的重要基礎。
所謂歷史上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我認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不同的歷史背景之下制定的財政政策,雖然由於政策目標的不同而表現出諸多效果差異,但從總體上看,傳統社會的經濟政策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財政政策,統治者對經濟的重視,毋寧說是對財政的重視,在經濟活動中,財政問題被首先考慮是毋庸置疑的。即便如此,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必然是社會經濟的反映並進而影響到社會經濟。
所謂歷史上的財政問題,往往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財政與經濟、社會交織在一起。我們可以舉出我們剛剛編撰完成的《晚清財政說明書》中的幾段史料加以說明。
《山西全省各府廳州縣地方經理各款說明書》記載的地方士紳作用。
興縣戲捐:“此款為地方經常之收入,繫光緒二十九年正月,經前縣陳令試辦戲捐,邀同紳耆,妥為籌商,戲價市錢十干者,扣收錢二干文,戲價五千者減半,稟奉批準照辦。向由紳董收支,不假官吏之手”。
寧鄉縣皮捐:“因學堂無款,邀同紳耆,擬抽皮捐,每羊皮一張,抽捐錢五十文,牛、驢、狐、狼等皮按價錢一千,抽捐錢五十文,選派誠實妥靠之人充為行頭,經收捐錢,於收數內提二成以作行頭津貼工資,八成歸學堂支用,稟奉批準。由學堂司事經理,不假官手”。
屯留縣鋪捐:“光緒二十八年成立巡警,籌辦經費,商同紳耆,按城鎮各鋪生意之大小,酌定抽收數目,由該商等自行均攤交縣”。
沁源縣戲捐:“光緒三十年,前署縣汪令因奉文興辦學堂,經費奇絀,遂與學界紳士議定,每演戲三日,抽捐錢二千,充作高等小學堂經費。三十四年,實收錢二百五十干文,合銀一百五十六兩,繫由學堂收支,概不假手官吏”。
壺關縣戲捐:“光緒二十九年,前縣劉令因巡警經費不敷,諭飭四鄉紳士,按其村之大小,演戲之多寡,酌量,每村有攤錢一千文至三、四千文者,年實收錢四百五十干文,充作巡餉。三十四年,因高等小學堂經費支絀,復經前縣劉令會商紳董,加倍收捐錢四百五十干文,以充學堂經費,均由紳經理”。
沁水縣戲捐:“光緒二十九年,經前縣張令因籌學堂經費,以各裡每年共演戲一百三十餘臺,無論上、中、下,每臺捐錢二干文,通年抽收錢二百六十餘干。嗣年,前縣李令因學堂經費不敷,會紳籌議,將各裡演戲派定一百九十臺,每臺抽錢二千文,分作三節繳錢,通年應得戲捐錢三百八十干文,充作高初二等學堂經費,向由學堂經收,不假官手”。
這些史料乍一看,可能沒多大意思,但是仔細一琢磨,應該是意思很大。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傳統社會,收稅都是官府來收的,定什麼稅種,也是由官府來定的,這個稅種的征收比例有多高,也是由官府來定的。在中國傳統社會,一直到現在,稅收都跟國家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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