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二十四部正史中，隻有《明史》列有《閹黨傳》，傳主主要是天啟太監魏忠賢的黨羽，但隻列其中的惡跡昭彰者，且內容過於簡單，不足以窺見閹黨的全貌，也勢必影響對晚明黨爭的整體認識。陽正偉著的《小人的軌跡——閹黨與晚明政治》主要探討了魏忠賢閹黨的界定及人員構成，閹黨的形成原因及過程，閹黨在萬歷、泰昌、天啟、崇禎、弘光、清初等各個時期的主要活動，以及部分閹黨後人的活動、《明史·閹黨傳》的形成等問題，力圖彌補《明史》的這一不足，豐富和深化對閹黨及晚明黨爭的認識。

陽正偉，男，1980年1月出生，湖南瀏陽人。2003年畢業於湖南科技大學，獲歷史學學士學位。2003-2009年在南京大學攻讀碩、博士學位，先後獲得歷史學碩士、博士學位。現為昆明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明清政治社會史的研究與教學工作。

緒論
第一節 選題來由與研究現狀
第二節 主要內容與學術創新
第三節 預期目的與史料運用

第一章 “閹黨”的界定——崇禎“欽定逆案”
第一節 “欽定逆案”的背景
第二節 “欽定逆案”的基本情形

第二章 萬歷黨爭與“閹黨”的形成——兼對東林性質、事功的再審視
第一節 萬歷黨爭起因新探
第二節 萬歷及以後門戶相爭局面的形成
第三節 對東林性質、事功的再審視——從文獻學角度的考察

第三章 泰昌、天啟時期的黨爭與“閹黨”的形成
第一節 東林黨人清算宿敵
第二節 東林黨人掀起的“討魏鬥爭”
第三節 楊漣上疏——東林與魏忠賢徹底決裂
第四節 首輔葉向高調停失敗
第五節 “內外既合”——閣臣魏廣微投附魏忠賢
第六節 “閹黨”專權

第四章 “閹黨”及其後人在“欽定逆案”後的活動
第一節 翻案活動與崇禎政局
第二節 阮大鋮的個案
第三節 “閹黨”部分後人的活動

第五章 “閹黨”在南明弘光時期及清初的活動
第一節 “定策”之爭
第二節 阮大鋮結交馬士英及其在弘光時期的活動
第三節 “閹黨”在清初的活動

張廷玉《明史·閹黨傳》的編撰與政治意蘊（代結語）
征引文獻
後記

三 “賢奸之辯”——“邪正之分得此而定”
前文已經談到，崇禎帝登基之初，楊維垣等人力圖“護持殘局”，魏黨得以繼續把持政局，而東林的復歸則受到阻撓。這種情況表明，對於東林和魏黨究竟孰忠孰奸、應當如何看待的問題，皇帝和眾多官員尚認識不清。上述崇禎帝在為東林平反一事上的反復，可以表明這一點。“公論”不明，“邪正”不分，當時的局勢正是所謂“正邪消長之機”。在這種情況下，朝堂上圍繞確定賢奸標準而展開的“賢奸之辯”便開始了。
這場論爭的雙方，魏黨以楊維垣為主，而東林則以翰林院璐為主。雙方的目的都是為了影響輿論，爭取皇帝的支持，以維護己方的政治利益。在如何辨別賢奸的問題上，楊維垣主張以是否“通內”即結交宦官為標準，而反對以天啟時期是否投附崔呈秀、魏忠賢為標準。“今之提衡君子、小人者，勿以門戶為案，亦勿徒以崔魏為案，惟以有無通內為案”，“希王安之旨以號召天下者，豈得不謂之通內也”，“今之忠直，原不當以崔魏為對案，向之受抑於崔魏者，固為以燕伐燕，今欲取案於崔魏者，猶恐以病益病”。概括其意，即“並指東林、崔魏為邪黨”，把都有通內之舉的東林和魏黨，並稱為“邪黨”。
楊維垣身為魏黨中人，反東林自是必然，但同時也反自己的黨派，看上去則頗令人費解。筆者認為，這應是為當時的局勢所逼而不得不為。當時朝官竟相揭舉魏忠賢及其黨羽罪狀，魏忠賢等黨魁及許多曾投附他的官員已紛紛落馬。在這種局勢下，想要繼續保全所有魏黨成員，是不明智的，也沒有可能。而楊維垣以是否通內為標準，“並指東林、崔魏為邪黨”，雖然勢必損害一部分魏黨中人的利益，但也仍然可能保全一部分人。因為天啟後期曾有一些官員，先投附魏忠賢，後又因故被其疏離，他們與魏忠賢的種種時合時離的關繫，在當時的混亂形勢下，可能使他們蒙混過關。如石三畏在天啟後期先是投附魏忠賢，後因誤命優人飾演劉瑾酗酒劇目，觸怒魏忠賢而被削籍，崇禎初期其乃借“忤珰”之名起復。此外，楊維垣提出這一標準還可能收到三個效果：其一，造成立言為公的印像。鏟除朝中朋黨的主張，易於博取皇帝和輿論的支持，同時也可以表明自己與朋黨並無干繫。其二，東林因為自身也曾有通內之舉（詳見本節後文論述），在揭舉魏黨時可能會有所顧忌，這無疑對魏黨有利。其三，以東林為邪黨的看法，如果被皇帝認同，那麼東林復歸政壇也必然受到影響，如此，魏黨尚可以維持與東林相抗的勢頭，最終鹿死誰手，還有待一番角逐。由此也可見楊維垣之用心，在於盡量保全魏黨，同時挾制東林。
璐則針鋒相對地主張以天啟時期是否投附崔魏作為官員賢奸的標準：“楊維垣又以今日之曲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而臣以為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之人為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纔望，而必欲殺之逐之者，此正入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維垣不取案於此而安取案乎璐主張采用這一標準來判別賢奸，用意也非常明顯，就是要反對魏黨而擁護東林。雖然他也指出：“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所借而勁節不阿，或遠或逐者.亦正入也”，並且指斥東林中李三纔、王之宷等品節有虧之人，批評東林之不足：“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入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但是總的來說，他是要為東林黨人昭雪，為他們復歸政壇掃清障礙。對東林有所指摘，似乎與楊維垣斥責一些魏黨人員的手法相同，而且有些責備之詞不如說是表彰。
……

陽正偉君，2006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繫，從事明清史方向的研究，撰寫了碩士學位論文《善惡忠奸任評說——馬士英政治行跡研究》，2013年其論文正式出版。他對馬士英重新評價，認為馬士英不是“奸臣”，而頂多隻是“騎牆者”。獲得碩士學位後，正偉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考為博士生，繼續從事晚明政治史的研究。在前番研究的基礎上，他精心修改充實博士學位論文，最近又推出新著《“小人”的軌跡：“閹黨”與晚明政治》。全書多所考辨，以崇禎二年的“欽定逆案”為線索，先弄清閹黨入案原由，然後探討閹黨的形成及相關政治活動，認為“東林總體上或許要優於閹黨，但也並非毫無瑕疵”，“東林為了私利，也會拋卻公義”，進而說“這些也是我對其難以產生好感的原因所在”，因為，“東林的陣營、行事均非純忠，說他們成員龍蛇混雜，在不少事情上是公義與私心夾雜，或許更為客觀；以東林的是非為是非，先人為主以東林為‘忠臣’，反對者則為‘奸臣’，是有失公允的”。他認為：“本書立論都力求依據史料考據與事理推斷，不同於以往褒東林貶閹黨的基調，而是對東林有較多批評，為閹黨說了些‘好話’。”正偉君憨厚樸實，勤於思考，時有心得，本人忝為他的博士生導師，於他的晚明政治史事研究，未能有所指點，而承他信任，現在先期通讀全書，看到他敢於創新立新，在學業上不斷有所收獲，倍感高興。此書也確如作者所自詡的那樣，搜集了諸多第一手材料，憑借史料分析推斷，故全書基礎牢靠，殊少鑿空之言，持論也切合晚明時勢，較為客觀，一定程度上推進了晚明史尤其是晚明政治史的研究。
近年來，隨著明史研究尤其是明清社會經濟研究的不斷深入，晚明研究似又重放光彩，鴻篇巨制源源推出，有謂晚明社會轉型的，有謂晚明社會變遷的，有謂社會轉型與文化變遷的，有謂晚明大變局的，更有高度評價晚明的。毫無疑問，晚明社會發生了明顯變化，這種變化在中國歷史的進程中有著極為重要而突出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進一步探討晚明時代變遷中的人物群像，看看時代活動者在變遷的時代是如何活動的，他們的活動又對那個時代的變化產生了哪些影響，在那個時代的盛衰過程中占有什麼樣的分量，換句話說，他們應該擔負什麼樣的時代和歷史責任？陽正偉的《“小人”的軌跡：“閹黨”與晚明政治》一書，全面展示閹黨及其對立面的眾生相，無疑為我們認識晚明、評價晚明提供了歷史活動者和創造者方面的豐富內容。
說到晚明，說到對晚明人物的評價，正偉君對東林多所批評，而為閹黨說了些“好話”。其實明末清初的人，包括東林遺孤、東林後人，痛定思痛，即對東林有所批評指正。如夏允彝說東林與非東林一樣，“疑其異己，必操戈攻之”，“異己者雖清必驅除，附己者雖穢多容納”，“東林中亦有敗類，攻東林者間亦有清操獨立之人”（夏允彝《幸存錄》“門戶大略”條）；吳暄山所謂“南黨固多小人，東林豈盡君子”（史博《慟餘雜記》“東林緣起”條）；清初《明史》撰稿者朱彝尊所謂“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不皆小人”（朱彝尊《曝書亭集》卷32《史館上總裁書》）。諸如此類，持論為人習見。然則夏允彝還有話：“其領袖之人殆天淵也。”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經過了四百年左右，我們似乎可以更加超脫、平允、客觀地來評價晚明時代的，眾生相了。東林不皆君子，但畢竟多君子，異乎東林者不皆小人，但畢竟多小人。如果我們硬要對晚明人物群體分類貼標簽的話，東林的人品風節，總體而言，優於非東林及閹黨，殆可斷言。此外，我們評價東林與非東林各色人群，似乎應將其領袖人物、主體骨干與一般人員分開，前期和後期分開，群體與個別分開。如果各打五十大板，不分早期晚期，不分主要骨干還是附麗之徒，恐怕無益於真正認識晚明社會。
明末清初人費密說，“論事必本於人情，議人必兼之時勢”，今人錢鍾書先生說，“追敘真人實事，務要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處地，揣摩忖度，庶幾人情人理”。說到對晚明人物的評價，說到晚明人物的歷史責任，也許這是本論題主旨所在，正偉此書殊少涉及晚明諸位皇帝。在我看來，明朝之亡國，東林與非東林，正人與閹黨，乃至晚明時代的所有人均逃脫不了干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