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風研究》：
有宋一代，在“與士大夫治天下”政治環境以及日益高漲的儒學復興思潮激蕩下，宋代文人士大夫重新受到先秦士人那種以道自任和為帝王師主體精神的感召，表現出比以往任何時代都要強烈的“仕以行道”的儒者面目。他們所表現出來的讜言正論、遇事奮發敢為的風骨，關心世事、憂樂天下的情懷，昭示了新一代士人奮發進取、志在經世的進步姿態。然而有宋一代，受愈演愈烈黨爭的影響，文人士大夫“仕以行道”的人世精神大為淡化。
有宋一代，朋黨之爭始終是一個突出的社會政治現像，並與宋王朝相表裡。兩宋黨爭不斷，其中出現四次黨爭高潮，即範仲淹慶歷新政引發的“慶歷黨爭”，王安石熙豐變法引祐黨爭”，蔡京擅政後的“崇寧黨禁”，南宋寧宗統治時黨禁”。
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鋻於宋代“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雍於上，民困於外，夷狄驕盛，盜寇橫熾”①的社會危機，時任參知政事的範仲淹提出以澄清和改善吏治為核心的變法主張。樞密副使富弼則“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幸，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纔者，使澄汰所部吏”②。對此宋人田況《儒林公議》這樣評價說：“範仲淹人參宰政，富弼繼秉樞軸，二人以天下之務為己任，謂朝政因循日久，庶事隳敝，志欲鏟舊謀新，振興時治，其氣銳不可折。”①然而範仲淹、富弼等人的改革主張遭到朝中反對派的反對，右正言錢明逸上疏論範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②，杜衍、範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遂被貶逐。這就是由慶歷新政引發的“慶歷黨爭”。
熙寧年間，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厲行革新，推行了旨在富國強兵的熙寧變法運動，以改變北宋中期出現的“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③的危局。王安石變法不久，司馬光、蘇軾、程氏即與新法產生了分歧和鬥爭，並紛紛成了變法的反對派，即所謂的舊黨。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起用了一些新法的支持者，如曾布、呂惠卿等所謂的新黨，並將以司馬光為首的反對派貶黜出朝。宋神宗死後，年方10歲的哲宗即位，高太後臨朝聽政。在高太後支持下，司馬光入朝為相，他起用文彥博、呂公著等舊黨人物。舊黨掌握政權，除全面廢除新法外，又把王安石的支持者章悖、蔡確、呂惠卿等全部貶出朝廷。呂公著“獨當國”時，“群賢咸在朝，不能不以類相從”，於是舊黨又分立為洛黨、蜀黨、朔黨。“洛黨以頤(程頤）為首，而朱光庭、賈易為輔。蜀黨以蘇軾為首，而呂陶等為輔。朔黨以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為首，而輔之者尤眾。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陰伺間隙。諸賢不悟，各為黨比，以相訾議”④，相互攻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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