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袁黃、高攀龍、陳龍正等人的慈善勸善活動，是其救世努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對清朝時期江南地區慈善事業的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繼之而起的以彭紹升、潘曾沂、馮桂芬、餘治等人為代表的慈善勸善活動，雖各有特點，卻是一脈相承，互為影響。本書對晚明清朝時期江南地區的慈善事業進行縱向考察與分析，探討不同階段慈善家的活動內容及其對後世的影響，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江南地區慈善事業的繫譜，使人們對江南地區的慈善事業形成相對完整而繫統的認識。

前言

第一章 勸善與同善：晚明的救世運動與江南地區慈善事業的興起
第一節 袁黃與晚明的善書運動
第二節 高攀龍的救世理念與無錫同善會
第三節 陳龍正的救世主張與嘉善同善會
本章小結

第二章 繼承與創新：清代前期彭紹升的慈善活動
第一節 清前期江南地區慈善事業概說
第二節 家學淵源與地域文化傳統：彭紹升的慈善動力
第三節 彭紹升的慈善活動
第四節 彭紹升與江南地區慈善事業的發展
本章小結

第三章 承上與啟下：潘曾沂與清代中期江南地區的慈善事業
第一節 清代中期江南地區慈善事業的發展
第二節 潘氏家風對潘曾沂慈善活動的影響
第三節 潘曾沂的慈善活動
第四節 潘曾沂慈善活動的特點
第五節 從《潘公免災救難寶卷》看潘曾沂的影響
餘論

第四章 本土與外來：馮桂芬的慈善思想與實踐
第一節 馮桂芬與慈善事業的淵源
第二節 馮桂芬慈善思想的發展及其原因
第三節 馮桂芬慈善改革的實踐和影響
本章小結

第五章 個人與群體：餘治與晚清江南的慈善家群體
第一節 餘治的生平
第二節 餘治的慈善活動
第三節 餘治與江南慈善家群體
第四節 餘治慈善活動的影響與地位
本章小結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清代江南地區慈善事業繫譜研究》：
袁黃施政，唯以民生為念，凡為民利者興之，凡為民害者去之。約而言之：
1.興水利，救災民。
袁黃到寶坻任職時，正遇上當地發生洪災，乾隆《寶坻縣志》中記載：“先生戊子夏六月，來縣知事。其年雨多河溢，市無赤米，困簏空虛，析骸易子而食者比比。先生至則出囊金償官勛逋賦。”①光緒《順天府志》也記日：“袁黃……戊子知寶坻縣，夏雨河溢，民大饑，市間薪粒俱絕，索逋者不休。黃側然，至即借俸以償，所活甚眾。”②袁黃自己對此事也有記載：“弟十六年六月到任後，連年大浸，流離滿服，餓殍在途，上司催徵急於星火，而百姓扶老攜幼，告災告賑殆無虛日。弟一意以寬大行之。”③可見，袁黃是真正一心一意為寶坻的災民著想，用一己之力盡量幫助民眾脫離困境。
在經歷了大洪災、“縣數被潦”之後，袁黃帶領民眾疏浚三坌河，修築堤壩以御水患；為防止水土流失，避免以後會造成更大的災害，又令百姓沿海岸種植柳樹，當海水挾著泥沙衝上河岸，遇柳而淤，久而久之成為一條堤壩。嘉慶《嘉善縣志》“袁黃傳”載：“邑田窪下，比歲大潦，黃浚治三岔河，築堤捍之。海水時溢人為患，令海岸多植柳，高數尺，潮退，沙遇柳即淤，漸成隄。因於隄內地開溝塍，課耕種，曠土大闢。”④彭紹升《居士傳》卷四五《袁了凡傳》也說：“其在官，孜孜求利民，治績甚著。……縣數被潦，乃浚三岔河，築堤以御之。又令民沿海岸植柳，海水挾沙上，遇柳而淤，久之成堤。治溝塍，課耕種，曠土日闢。省諸徭役以便民。”⑤
2.開荒田，勸耕種。
袁黃重視農業生產，積極鼓勵耕種，大力開墾荒地。如前所述，袁黃知識淵博，於農業也有涉及，在寶坻期間，曾作《勸農書》，勸民耕種。他在《勸農書》中說：“予為寶坻令，訓課農桑，予得專之。今以農事列為數款，裡老以下人給一冊，有能遵行者，免其雜差。如農人與工商訟，必稍右農；遊手及在官之人與農訟，必重責之。國家之制，惟農為良家子，豈可與雜流為伍哉！……今知縣勤勸汝輩耕織，有事到縣者，必右力本之農，其能從鄉約保正勸息者，‘知縣所甚喜，即與準行。而但令兩造各罰種樹百株，非以厲汝也，欲以厚汝之生也。汝輩宜悉此意。”①《寶坻縣志》卷十六《集說》稱：“明臣袁黃為寶坻令，開疏沽道，引戽潮河，於壺盧窩等村教民種稻，刊《勸農書》一卷，詳言插蒔灌溉之方。蓋潮水性溫，發苗最沃，一日再至，不失晷刻，雖少雨之歲，灌溉自饒。猶江浙所謂潮田也。維時寶坻民尊信其說，踊躍相勸。”②他在北方推廣水田，教民種植稻谷，收到了良好的成效。清朝《畿輔通志》及林則徐《畿輔水利議》中，特別提到了他的推廣之功，謂：“寶坻縣營田，引薊運河潮水。按明臣袁黃為寶坻令，開疏沽道，引戽潮流，教民種稻。蓋潮水性溫，發苗最沃，一日再至，不失晷刻，雖少雨之歲，灌溉自饒。”袁黃在任時，屯田方御史由寶坻路過，看到寶坻縣“四野田禾茂盛”，遂寫信給袁黃，責問他為什麼寶坻農業搞得不錯，而縣中屢次“以熟作荒”上報。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他當時“隨地教民，積年荒地皆開成美田”的成效。③遺憾的是，袁黃離任後，寶坻百姓將水田復改為旱田，方志作者為此感嘆：“其實若依袁公遺制，踵而行之，豈有不治之田、不稔之歲哉！”
……

傳統慈善事業在中國古已有之，源遠流長。不過早期的慈善事業與政府的社會救濟事業難以區別，我們可以統稱為慈善救濟事業。這與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有關。眾所周知，中國歷代王朝統治的精神支柱是儒家思想，儒家的基本出發點就是“仁政”，要求統治者實行“愛民”的政策。雖然歷代王朝都不可能達到這一要求，但是許多賢明的帝王和志士仁人確實在這方面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和追求。漢代以後，隨著佛教的傳人，佛教教義中的因果報應之說廣為流傳，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因此，無論是從儒家思想出發，抑或從佛教教義來說，乃至土生土長的道家學說而言，在愛惜生命這一點上是共通的。所以，歷代統治者不管信仰如何，大都對社會救濟事業非常重視，屢頒詔諭，要求尊老扶幼、賑貧恤患、關愛生民。有此背景，官方、宗教、宗族及個人舉辦的慈善救濟事業隨之興起。
從明末開始，中國的傳統慈善事業表現出新的特點，這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民間慈善事業與政府救濟事業分離並存；二是民間慈善由個別富人的義舉發展成有組織的活動；三是好善樂施者不再限於那些有較高社會身份和擁有財富的人，不少普通百姓也都參與進來。慈善活動成為一種社會事業。
迄今學術界關於中國傳統慈善事業史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豐碩的成果，尤以日本學者夫馬進的《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日本同朋舍出版1997年版，中文版收入“商務印書館海外漢學書繫”，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和中國臺灣學者梁其姿的《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7年版，簡化字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二書最具代表性，業已成為該研究領域的經典之作。關於這兩部大著的學術貢獻與地位，學界已有不少的評述，在此不再贅論。但為了本論的展開，仍有必要對這兩本書的架構、形式及所討論的問題等加以簡單介紹。
《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由序論、正文11章、後論及兩篇附篇構成，全書中文版50萬字，以專題的形式主要討論了明末同善會、明末清初的善堂善會、清代前期的育嬰事業、松江育嬰堂的經營實態、清末的保嬰會、清代的恤嫠會與清節堂、普濟堂的官營化、杭州善舉聯合體、上海善堂與近代地方自治、上海城市的近代化與義塚、清代沿海六省的善堂普及情況及征信錄研究等問題。需要澄清的是，商務印書館在廣告中宣傳本書作者“借鋻了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近代公共性的概念”——這一說法在學術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卻遭到夫馬進本人的否認和批評。
《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由導言、正文6章、結論及附錄構成，全書近50萬字，以時間為經、慈善組織為緯，重點考察了明末以前慈善觀念與制度變化，明末清初民間慈善組織的興起，慈善組織的制度化、官僚化、儒生化以及慈善組織與小社區發展的關繫等問題。雖然本書的論述突出了明清時期慈善理念與慈善組織機構應因國家（政策）與社會變化而不斷調整、變化的縱向過程，但就其形式而言，仍帶有專題討論的性質。
明清時期，江南地區以經濟發達、文化昌盛、人纔輩出而著稱，是全國著名的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尤其是商品經濟的發展打破了田園牧歌式的平靜，引發了社會的劇烈變動，新舊衝突，異彩紛呈，成為全國最為引人注目的區域。從慈善史的角度而言，江南又是傳統慈善事業最為發達的區域，善堂善會林立，留存下來的資料也最為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