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浙江學術文庫 反啟蒙運動的啟蒙：列奧·施特勞斯政治 哲學研究》以反啟蒙運動的啟蒙為切入口，以古今之爭為基本背景，以盡可能地像施特勞斯理解自身那樣理解施特勞斯為基本原則，以把握施特勞斯的根本意圖為基本目標，以理解和應對當代處境為根本宗旨，全面梳理了列奧·施特勞斯政治-哲學思想脈絡。
《當代浙江學術文庫 反啟蒙運動的啟蒙：列奧·施特勞斯政治 哲學研究》認為列奧·施特勞斯的最終意圖乃在於：在批判現代性的同時調整現代性，在反思現代啟蒙運動的同時復興古典啟蒙的精神，為此他必須通過政治哲學史的艱難爬梳，從後現代的“第三洞穴”重新回到古典啟蒙賴以出發的原初境地，進而嘗試復興一種柏拉圖式的古典政治-哲學。

楊子飛，男，1985年生，浙江江山人，浙江大學哲學博士，現為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人文與法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政治哲學、信息社會理論研究，近些年在《中國社會科學文摘》《哲學研究》《自然辯證法通訊》《自然辯證法研究》《社會》《武漢大學學報》等學術雜志上發表論文數篇。

緒論 尋找施特勞斯
第一節 為什麼是施特勞斯——論施特勞斯政治哲學的當代意義
第二節 重新發現中國——列奧·施特勞斯與當代思想大解放
第三節 施特勞斯在西方
第四節 施特勞斯在中國

第一章 總論：反啟蒙運動的啟蒙——論施特勞斯的思想運動
第一節 引言：一種視角的轉換
第二節 反啟蒙運動的啟蒙——論施特勞斯的思想運動
第三節 結語

第二章 現代性的危機與啟蒙運動的瓦解
第一節 作為哲學問題與政治問題的虛無主義問題——論施特勞斯對現代性危機的獨特診斷
第二節 第三次浪潮與現代啟蒙運動的瓦解
第三節 社會科學、價值判斷與科學的價值——評施特勞斯的韋伯論述
第四節 結語

第三章 現代啟蒙運動的內在問題
第一節 現代性第二次浪潮
第二節 現代性第一次浪潮
第三節 現代啟蒙運動的內在問題
第四節 現代性有什麼不好？

第四章 現代啟蒙運動的起源——理性與啟示之爭
第一節 現代啟蒙運動的宗教批判
第二節 “耶雅之爭”與神學一政治問題
第三節 哪個上帝？真的死了？——論施特勞斯對現代哲學教條主義傾向的批判
第四節 結語

第五章 古典的啟蒙哲學
第一節 面向整全的生命——論施特勞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哲學觀
第二節 作為一種哲學實踐的“解釋學”——論施特勞斯的解釋方法
第三節 哲學生活的當代意義

第六章 古典啟蒙的政治一哲學
第一節 上升的路——論作為哲學階梯的政治哲學
第二節 下降的路——論作為社會科學女王的政治哲學
第三節 政治的“地板與天花板”——施特勞斯論政治生活的限域及其啟示
第四節 古典政治哲學有什麼好

第七章 後啟蒙運動時代的啟蒙
第一節 導言
第二節 自由民主制的古典式辯護——論施特勞斯的政治立場
第三節 政治哲人的政治行動——論施特勞斯的自由教育觀
第四節 結語

第八章 結論
第一節 政治哲學史的意義
第二節 從蘇格拉底問題到施特勞斯問題
第三節 哲學的邀請

參考文獻
後記

《當代浙江學術文庫 反啟蒙運動的啟蒙：列奧·施特勞斯政治 哲學研究》：
第一節現代性第二次浪潮
現代性的第一次浪潮是大膽而又自信的，但是這種自信的下面隱藏著深刻的危機，讓一雅克·盧梭第一次將這種危機表達出來，這就是現代性的第二次浪潮。而施特勞斯給予盧梭以極大的關注，因為沒有作者比盧梭更多地談到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張力”，也沒有人以更熱情洋溢的語言來描寫“寂靜沉思的魅力與狂喜”了。（NRH，291）正是在這些地方，盧梭表現了他與古典政治哲學的親近與疏離，同時還是在這些地方，盧梭表現了他對他的現代前輩們的批判與繼承。
一最現代的反現代
盧梭以兩種古典觀念的名義來攻擊現代性：一方面是城邦與德性，另一方面是自然。（NRH，253）盧梭不滿於他的現代前輩們所造成的現代人的狀況，一種被鄙夷地稱呼為“布爾喬亞”的人，這種人介於自然人和道德公民之間，既不能夠在純然自己的世界裡獲得幸福和滿足，又不能夠完全地獻身子國家。布爾喬亞需要所有的人，卻從來不願意作出犧牲，它隻把社會當作達到私人目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經濟利益）的手段。盧梭反對霍布斯和洛克把政治社會的目標僅僅看成是為個人提供和平與幸福，他認為政治社會的目標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個人使之成為道德人。這樣盧梭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被霍布斯和洛克一再降低了的政治的目標，盡管相對於古典政治哲學來說這目標依然是被降低了的。
可以說盧梭讓個人主義與社會要求之間的緊張關繫重新浮現了出來。“在某個時刻，他熱忱捍衛個人權利或心靈權利，反對所有的限制和權威；在下一個時刻，他以同樣的熱忱要求個人完全服從於社會或國家，並贊成最嚴峻的道德或社會紀律。”（NRH，254）“他向他的讀者們表達了一個總是來回於兩個正相反對的立場之間的人的令人困惑的見解。”盧梭甚至接受了古代關於哲學與城邦之間衝突的觀念，認為“科學或哲學必然弱化國家‘哲學’的力量，由此弱化公民與某種具體生活方式或者說是他們共同體生活方式的聯繫。”（NRH，256-257）好公民將自己獻身於同胞以及對同胞的責任，科學家和哲學家則與之相反，隻顧自私地追求自己的快樂。
為此，盧梭一方面反對他的現代前輩們把道德問題與政治問題還原為技術問題，“古典政治家滔滔不絕地談論風俗與德性，而我們的政治家隻談論貿易和貨幣。”（NRH，255）盧梭以德性的名義抗議其前輩的墮落頹廢主張。但是我們必須立刻指出盧梭所說的德性不是古典意義上作為人之自然本性之完善的德性概念，而是一種政治德性，這是一種要求自我約束甚至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公民社會得以持存的根本基礎。因此，盧梭以德性和公民社會的名義極力抨擊他的現代前輩們所提倡的啟蒙運動，因為以科學知識的廣泛傳播為特征的啟蒙運動勢必摧毀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是政治德性因而也是政治社會得以穩定的基石。他認為科學必須保留在少數人手中，它必須對普通人保持隱秘。當然，當盧梭以科學對宗教信仰有害為由抨擊科學時，心裡想到的是“公民宗教”，即那種僅僅作為社會紐帶的宗教。
另一方面，盧梭又反對他的現代前輩們把自然當作改造和征服的對像，好像必須為自然披上文明的外衣。因為盧梭思想的另一端又將他引向對自然的回歸。盧梭高度贊揚了哲學的生活，因為他在純粹的、不偏不倚的陳述的愉悅和著迷中發現的是完滿的幸福和如神般的自足。（NRH，261）他生活於自己之內，沒有德性，但卻是善的。他是個孤獨的沉思者，是個終究無用的社會成員，但卻安享著自己的快樂。
很顯然，盧梭受到了古典觀念的重大影響，並以此為基礎批判他的現代前輩們。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在哲學的社會地位問題上，古典哲人與盧梭所處的時代完全不同。有關科學與社會的古典表述，尤其柏拉圖的表述，是為了對抗針對哲學的普通偏見，而盧梭所必須對付的是一種有利於哲學的，有可能更為兇險的偏見——到了他那個時代，哲學不但已經形成受到普遍尊崇的傳統，而且成為一種時尚。啟蒙運動使得哲學墮落為一種時尚，或者說消除偏見的戰鬥本身已向一種偏見蛻變。
……

近十幾年來，對列奧·施特勞斯（以下簡稱施特勞斯）及其相關領域的研究的確十分火熱，不僅學術論文與著作層出不窮，而且在各種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上都可以聽到人們一再地提到他。以至於在很多時候施特勞斯幾乎已經成了列奧·施特勞斯的專稱了，人們隻要提到施特勞斯，首先想到的就是他。
而我自己很少跟別人提起施特勞斯，哪怕有時候情不自禁地引用了施特勞斯的思想，我也盡量不說出他的名字，盡管知道我的研究方向的朋友們都喜歡並且習慣性地尋找我背後的施特勞斯（據說是某種主義），並以此作為進一步討論的起點。的確，我傾向於把施特勞斯隱藏起來，除了因為我自知對於施特勞斯的理解還很膚淺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覺得施特勞斯的思想很不合時宜，不管是學術思想上（他好像除了蘇格拉底、柏拉圖等極少數古人外，其他人尤其是當代思想家都在他攻擊之列）還是政治立場上（他好像有點極權主義的反動傾向）都讓很多人感到不可理喻（如果不至於憤怒的話）。正因為如此，以至於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的寫作是在做自我辯護，為的是證明自己選擇研究施特勞斯並不是一開始就是一場錯誤，這至少是我所在的學術圈子帶給我的無形影響。當然，我並不逃避這種情緒，相反我認為這種獨特處境恰恰是施特勞斯學術應有的遭遇。因此我仔細地觀察它，慢慢地揣摩它，我相信最終我將能夠掌握它，並讓它引領著我真正理解施特勞斯與我們的當下處境之間的關繫。
然而，我當初之選擇進入施特勞斯時卻全然沒有意識到這一切（也許我一開始意識到這點就會使我望而生畏了），那可以說是一場機緣巧合。2009年上半年的時候，浙江大學組織了一個“五·四運動”90周年座談會，會上一向令人費解的應奇老師說了一句同樣令人費解的話：“看來牟宗三先生要過施特勞斯的關。”並非這句話觸動了我，因為我並不怎麼理解這句話的確切含義；但是這句話卻讓我感到萬分驚奇，因為我知道應奇老師對於現代新儒學是頗有研究的，他甚至把我們本科的課程《西方哲學史》上成了現代新儒學史。要知道施特勞斯是個在西方名不見經傳的學者，我對他的關注絕不是因為他本身，而隻是因為我們中國人自身的問題（這是我所有學術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而那段時間我也正在集中閱讀牟宗三先生的著作，我對於牟先生借助康德哲學體繫重新撐起中國哲學大廈的努力深感敬佩，我當時竟想：這纔是千秋偉業，大丈夫當如是！但是，如果應奇老師的話不是一句一笑而過的玩笑話的話，那麼施特勞斯這個人顯然對於現代新儒學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而在此之前我對於施特勞斯的了解僅僅限於浮泛地閱讀了他的《自然權利與歷史》，並且完全不知所雲。但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便開始關注施特勞斯，我心中始終暗藏著一個念頭：到底施特勞斯是何許人也，竟然牟先生都得過他的關？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關呢？
不過，很長一段時間我都不知道這個問題到底是什麼意思，甚至不知道所謂的“關”是指什麼，更別說答案何在了。但是同樣有些機緣巧合的是，進入博士研究生階段之後，包利民老師的課把《自然權利與歷史》作為指定閱讀書目，並讓我們用整整一個學期的時間反復閱讀，我自己前前後後就讀了三四遍。這樣讀下來，我自己隱隱覺得對於那個問題有了一些理解：牟宗三先生所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從老內聖開出新外王，即現代科學與民主，而他所借助的思想資源是以康德為代表的現代啟蒙運動的哲學。而施特勞斯不僅對現代啟蒙運動大加撻伐，而且似乎對現代啟蒙運動來了個釜底抽薪，因為現代啟蒙運動錯誤地處理了哲學與政治、內聖與外王之間（這當然是一個不甚準確的對比，但卻極富啟發意義）的關繫，其結果隻能是兩敗俱傷。若果真如此，牟先生就在一個極為關鍵的節點上弄錯了，即如何處理內聖與外王之間的關繫？這就是牟先生要過的第一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