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隨著人權觀念的深入，學界和實務界較多地從實體法和程序法上研究犯罪被害人權利及其救濟問題且成果頗豐，但缺少從刑事政策視角的分析路徑。
《刑事政策場域中的犯罪被害人研究》以廣義刑事政策為出發點，借助布迪阨“場域一慣習”理論，繫統分析了刑事政策場域中的犯罪被害人及其存在樣態；被害人行為及其策略選擇；被害情感的內容、類型；在刑法教義學的框架內探求被害人影響刑事立法、司法和行刑政策的制度性進路和規範化限制等問題。

宣剛，安徽鳳陽人，先後畢業於安徽大學（2003年）、南京師範大學（2006年、2105年），分獲法學學士、法學理論碩士和刑法學博士學位，北京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2017—2018年），現任安徽科技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刑法學和犯罪學，公開發表論文20餘篇。

導言
一 問題的提出
二 問題的意義和研究現狀
三 基本概念和分析工具
四 框架與研究方法

第一章 對立：刑事政策場域與犯罪被害人關繫論
第一節 個體與社會：社會學分析的兩種進路
對立：結構主義的理性建構
二 二重性：後結構主義的個體復歸
第二節 “場域一慣習”視域中的刑事政策與犯罪被害人
一 刑事政策的場域分析
二 建構的行動者：刑事政策場域中的犯罪被害人樣態

第二章 行動者策略與邏輯：犯罪被害人刑事政策本體論
第一節 行動者策略與刑事政策
一 策略和行動者策略
二 犯罪被害人的策略與實踐邏輯
第二節 行動者規則：犯罪被害人刑事政策
一 哲學基礎：群體主體性與交互主體性
二 主要內容：理性認識和處遇犯罪被害人
三 政策本質：刑事權力主導下的關繫性衡平
四 價值基點：撫慰的正義
第三節 犯罪被害人刑事政策基本命題辨析
一 犯罪被害人刑事政策與刑事政策繫統
二 犯罪被害人刑事政策與犯罪人權利保障
三 犯罪被害人刑事政策與刑事被害人國家補償
四 犯罪被害人刑事政策與恢復性司法

第三章 被害情感的理性建構：犯罪被害人刑事政策價值論
第一節 被害心理、被害情緒和被害情感
一 犯罪被害心理概述
二 被害情緒的內涵和類型
三 被害情感的內涵和類型
第二節 被害情感與刑事政策
一被害情感的內容
二 非理性與理性：被害情感的刑事政策場域祛魅
三 輔助性原則和自我答責：被害情感的刑事政策限度

第四章 類型化與規範化：犯罪被害人刑事政策的實踐進路．
第一節 類型化：犯罪被害人刑事政策的規範化之源
一 被害人人身特征類型與刑法評價
二 被害人行為類型與刑事歸責
第二節 被害人影響刑事人罪規範的限度
一 近年來我國刑事立法的新動向
二 被害人因素在入罪政策中的考量
三 被害人身份認同與刑事立法政策的應對
第三節 泛化和規範化：被害人參與刑事司法的困境與出路
一 被害人諒解與我國死刑適用的現實困境
二 不堪承受的生命之價：被害人諒解的制度經濟學反思
三 開源與節 流之間：被害人參與刑事司法政策的平衡
第四節 主體認同：被害人認同與緩刑制度的有效性重構
一 認同危機：我國緩刑功能有效性之殤
二 結構功能主義：我國緩刑制度有效性建構的路徑
三 全面開放與程序正當：緩刑適用結構的有效性建構
四 寬嚴相濟與倫理矯正：緩刑義務與後果結構的有效性重構

結語
參考文獻
後記

《刑事政策場域中的犯罪被害人研究》：
一 哲學基礎：群體主體性與交互主體性
主體性問題由來已久，傳統的哲學觀點認為，人的主體性是人作為活動主體的質的規定性，是在與客體相互作用中發展到的人的自覺自主、能動和創造的特性。犯罪被害人在刑事政策場域中以積極建構的行動者樣態存在，在刑事政策場域的型構和運行中，犯罪被害人貫穿在刑事政策的基本因素之中，不管是居於刑事權力核心的支配型關繫、對立型關繫，還是協作型關繫中，犯罪被害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存在並積極參與關繫實踐，因此，犯罪被害人作為一個刑事政策範疇的建構主體日漸清晰起來，其意義在於：“犯罪被害人的相對於國家的公法主體地位的確立，是將犯罪被害人引人刑事法律關繫的邏輯前提，同時也構成在刑事實體法領域引入犯罪被害人視角的正當性根據。”②從理論和實踐經驗中看，犯罪被害人在刑事政策中的主體性存在，既是哲學層面的，又是方法論層面的，具有如下兩個特征。
1.群體主體性
被害人學近幾十年的發展表明，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被害人，在整體上具有了共同體的特征。③即一個由不同個體組成的團體；每一個成員通常都具有相同的利益或者經歷，具有共同的訴求；共同體的不同個體之間一般具有互動關繫，遵守共同的規則或者法律；成員一般（但不是必需的）居住在一個共同的範圍之內。犯罪被害人共同體雖然不具備一般意義上共同體內部組織良好的結構和互動關繫，但在整體性的面對刑事司法和社會生活的意義上，以群體主體性的存在超越了單個被害人個體的有限性，形成了一種整合的力量，從而擴大其影響力。從性質上來說，被害人群體屬於典型的“想像共同體”，其遠沒有成為鮑曼筆下那個“傳遞給人美妙感覺”“作為溫暖而舒適的場所”②的共同體，而是基於被害身份連接起來的松散群體。因此，犯罪被害人群體具有典型的群體主體效應復雜性的特點，其方法論意義在於提醒我們，一方面，高度重視被害人問題解決的群體性，不僅關注個案中的被害人，也要注意處理好類案被害人的處遇問題：另一方面，必須警惕其負面的群體效應③，避免被害人問題的不當擴大化。
“被害性”是被害人群體主體性形成的前提和基礎。“被害性”賦予了社會群體中原本不相干人共同“身份”，門德爾松提出了“被害性”（victimity）這個概念，“用來涵指遭受某些社會因素所造成的某些損害的所有各類被害人的共同特征”，奧地利學者瓊·格雷文認為，“被害性是一種由內在、外在兩方面因素決定的，使人成為被害人的那種特性”④。因此，從廣義而言，被害性是在犯罪過程中與犯罪的發生有聯繫和相關的各種條件中，屬於被害者的各種條件之總和。在具體的被害類型中，經歷共同犯罪相關條件的主體，較為容易地互相理解，具有類似的被害感受和訴求，這是被害性在被害人之間形成共同體意識的基本運作方式，如果社會運動或思潮將被害性擴大到直接被害之外的個體或社會，就會促成潛在被害群體的集體反應。後者意味著，在直接被害人之外的個體或公眾，因為“認同”感受到了“被害性”。
對被害群體主體性更具有意義的是“被害認同”。心理學的經驗提示人們，“認同”是“被害性”擴散的路徑，也是群體主體性擴大的心理基礎。“認同”是文化研究、社會心理學和政治學的重要議題，也形成了諸多復雜和爭議的概念，但卻相對一致地堅持從“我是誰”或“我們是誰”的基本立場出發，因此，認同涉及的實際是個體與群體的自我定位問題。政治學家Manuel Castells認為，“認同是人們意義與經驗的來源”①，社會生活中，認同的過程就是在無限的空間時間裡找到自己的位置，劃出我們與他者的界限。我國臺灣學者李佳玟博士分析了西方國家犯罪被害人運動，進而指出犯罪被害認同成為西方社會中重要的政治力量，“犯罪被害者認同政治以及相當程度地改變刑事司法的運作方式，但其影響力不僅如此，在這波關於被害者復興的風潮中，受到強調的，不僅是具體個案中的被害者或被害者的家屬，尚且包括未來、潛在的被害者”②。這是因為，作為“想像的共同體”的被害人群體，“不是單純依靠新的制度建構就能夠實現的，制度變遷的力量遠沒有行動者內心進取性認同（而不僅僅是防御性認同）的力量來得強大”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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