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通過西方理論與中國經驗的對話尋求創新——關於文化研究與文學批評的訪談錄
第一輯 理論探索
核心價值體繫與大眾文化的有機融合
“文藝與記憶”研究範式及其批評實踐——以三個關鍵詞為核心的考察
從兩種世俗化視角看當代中國大眾文化
故事、小說與文學的反極權本質——關於阿倫特、哈維爾、昆德拉、克裡瑪的閱讀札記
關於當代中國社會災難書寫的幾個問題
文學理論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評

第二輯 批評實踐
《受活》：當代中國政治的文學喻說
大院頑主的荒唐歲月與成聖之路——都梁《血色浪漫》再解讀
“悲壯的青春”與梁曉聲的英雄敘事——以《今夜有暴風雪》為例
《血色黃昏》與見證文學若干問題的思考
晚霞消失之後我們到哪裡去?——重讀禮平《晚霞消失的時候》
荒唐的革命鬧劇與民間的“文革”世相——評李銳的《無風之樹》
革命與啟蒙的恩恩怨怨——論李銳筆下的張仲銀形像
忠誠危機及其疑似“化解”——重讀王蒙的《布禮》
王蒙《蝴蝶》與中國文學的忠誠主題
本能、精神勝利法與阿Q革命——重讀《阿Q正傳》兼評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
附錄 什麼是學術研究的中國話語?
後記 艱難的堅持

《文化研究與政治世界批評的重建》：
即使是哈布瓦赫，當他說“個體通過把自己置於群體的位置來進行回憶”，“群體的記憶是通過個體記憶來實現的，並且在個體記憶之中體現自身”的時候，他的話其實也可以被理解為是對集體記憶與個人記對立思維拋棄：不存在個體記憶之外的群體記憶，盡管記憶的最後承載者（記憶的人）永遠是個人，但群體的心理框架卻內在地“植入”了這個貌似個人的記憶內部。當然，哈布瓦赫沒有強訶另外一點：所謂的集體記憶框架對於個體記憶的“植入”，不可能是徹底的、絕對的，個體記憶中總是存在“溢出”集體框架的“漏網之魚”。作家、藝術家畢竟是一個個的個體，他的寫作如果不甘於簡單機械地復制抽像、空洞的大歷史，那就隻能從自己的私人記憶（小歷史）進入。但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正是這私人記憶中卻存有大歷史的折光效果，所以它隱約透露出時代的端倪，卻更多展現出人類的心靈”。
不僅對個體記憶不能進行這種本質主義的理解，對文學、文學性記憶也是如此。如果認為任何文學書寫都是對個人“原初經驗”的書寫，都會“自動地”與集體框架劃清界限，都具有一種“開新”能力，那麼這種純粹本真的、本質主義的“原初記憶”書寫就是虛構的理想類型。把這種未經論證的推斷運用於“文革”小說，就會天真地認為所有…文革'小說所書寫的記憶，隻能是一種文學性記憶“。且不說這個論斷明顯違反了80年代”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知青文學“高度模式化的事實（這點許子東的著作已經做了強有力的論證），而且即使是與新時期主流的”文革“書寫（所謂”老干部的'文革…、“知識分子的'文革'”、“知青的'文革”'等等）不同的另類“文革”書寫（大都出現於90年代以後，比如曹文軒的《紅瓦》、《草房子》，王朔的《動物兇猛》，王安憶的《啟蒙時代》以及王小波的《黃金時代》，等等），雖然代表了一種兒童或少年對於“文革”的另類經驗（所謂“陽光燦爛的日子”：逃學，打群架，性意識的萌動等），也並不是什麼與集體記憶完全無關的神，秘個體記憶。恰恰相反，它是另一種集體記憶，它之所以能夠在公共領域出現並成為思潮，同樣是因為中國思想文化界在90年代出現的新形勢為它提供了可能性。對同一個事實的記憶可以被置於多個書寫框架之中，這些框架是不同的集體記憶的產物。像逃學、曠課、男女早戀等經驗，完全可以被置於不同的解釋和敘述框架中得到敘述：既可以被控訴為荒廢了學業和前途，也可以美化為擺脫了官僚體制化的學校規訓——就看你接受哪個解釋框架，而對於解釋框架的接受，常常自覺不自覺地受到集體社會文化潮流的牽制和引導。因此，一方面不要對“集體記憶化、僵硬化的理解，好像一個時代隻能有一種無差別的集體記憶；另一方面也不要設想什麼完全非社會化、非集體化、遠處於權力和意識形態之外的個人記憶、原初記憶或詩性記憶。集體記憶和個體記憶之間的關繫遠較這種理解復雜，它們之間充滿了對話協商、相互建構的關繫，對抗中有共謀，共謀中也有對抗。
……